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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内隐趋使的贪案（第1页）

五、内隐趋使的贪案

官官相护无异是保护了下属官员的婪贪，乾隆皇帝痛斥高官党庇属下是正确的。但是他没能坚持原则，有始有终地如此从事惩贪，实在可惜。同时在他统治的四十年代以后，出现有更高权位的中枢要员为贪官们关说甚至徇庇了，以致贪案累累，肃贪的成效更为不彰，吏治更为腐败。

乾隆四十五年正月，云南粮储道海宁，因升官为按察使进京，他在京城里“私相议论”云贵总督李侍尧的婪贪事，皇帝经大臣密报之后，曾经两次召见海宁面讯，但海宁不肯说出实情，皇帝无奈只好命军机大臣严讯海宁，这才了解李侍尧在云贵一带的诸端劣迹。皇帝据报后，立即派户部侍郎和珅与刑部侍郎喀宁阿前往贵州查案，并下令湖南各地官员严密盘查沿途驿站，防止消息走漏。一个多月之后，湖南巡抚李湖给皇帝送来一份密奏，称说他的属下官员在湖南境内捉到了李侍尧的家丁张曜等人，从这些家人口中知道他们是去年底从云南回京的，为李侍尧送回家中白银五千二百两与玉器十件；而李侍尧的心腹家人张永受也托他们带白银七千两回家。皇帝闻讯后立即下令户部尚书英廉审讯李侍尧在京管家，证实确有其事。另外张永受也被查出在京竟有自购房产六处，地亩一处，借出白银四千两，而张永受之母在易州另有住房三十多间，田地四五顷。皇帝很早就听说李侍尧家人“多拥厚赀”，至此证实传言不虚。

同年三月中，京中派往云贵的钦差也有专摺上报查案情形了，他们得到李侍尧的口供，证实李侍尧在任上受各官的贿赂金钱很多，包括庄肇奎、素尔方阿、汪圻、德起等人为升官的活动费一万六千两；素尔方阿与德起又以助李侍尧在京城修房为名各赠银五千两；还有李侍尧强迫属下买珍珠又得银五千两。总计前后赃银为三万一千两之数。

皇帝看了密奏之后，降谕痛斥李侍尧以及他属下的有关各官，并下令将行贿人士全部革职处分，甚至连在云南作巡抚的孙士毅也认定他“巧为诿饰”，隐匿不报，处以革职后发配新疆伊犁赎罪；李侍尧与家丁张永受的家产先予查封人官，李侍尧等人的刑责再议。

同年五月初，和王申等审查案件终结，向皇帝建议判李侍尧“斩监候”，其实李侍尧所犯之罪，“斩立决”也不以为过，和珅显然作了对李侍尧有利的安排。皇帝照例再让大学士与九卿高官们核议，没有想到大学士们都认为李侍尧罪情重大，应该改处斩立决。皇帝便颁谕各省督抚，教他们各抒己见，以作最后定夺。不过皇帝在谕旨中说了“李侍尧历任封疆，在总督中最为出色。……数十年来，受朕倚任深恩”、“今李侍尧既有此等败露之案，天下督抚又何能使朕深信乎?”因此督抚们在回奏时多数是主张“斩立决”，主要原因是大家在避嫌，因为他们自己也身为督抚，如果说像李侍尧这样的贪官还可以监而不斩的话，简直是为自己的贪婪预留余地了。为证实自己不是贪官，当然主张立斩。然而皇帝在谕旨中又说“和珅照例原拟之斩候”，事实上他已表示了“照例”，也就是有例在先，可以援例办理的。再说一般情形当大臣间在处理罪犯有不同意见时，皇帝通常都以大学士等的决定为准，这次竟让各省督抚再公议，可以了解皇帝是有心赦免李侍尧的。现在督抚们又多赞成斩立决，弄得皇帝很失望。正在此时，安徽巡抚闵鹗元独排众议，呈上了一份奏章，他认为李侍尧如此贪婪，理应处死，不过他是“勤干有为”、“中外推服”的疆吏，请皇帝引援“八议”条文中“议勤议能”之项，“稍宽一线，不予立决，出自圣恩”。闵鹗元的报告正是皇帝所需要的，因为借此可以有借口了。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初三日，皇帝正式下达李侍尧结案的谕令，他说：

……李侍尧则身任总督二十余年，如办理暹罗，颇合机宜；缉拿盗案等事，亦尚认真出力。且其先世李永芳，于定鼎之初，归诚宣力，载在旗常，尤非他人所可援比。……闵鹗元以李侍尧历任封疆，勤干有为，为中外所推服，请援议勤、议能之文稍宽一线具奏，是李侍尧一生之功罪，原属众所共知，诸臣中既有仍请从宽者，则罪疑惟轻，朕亦不肯为甚之事，李侍尧着即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李侍尧虽判为斩监候，免除了立死，但是他的正一品大学士、从一品总督、从祖先处承袭的伯爵等军国重臣地位以及家产都被削革籍没了，乾隆皇帝在这方面可以说尽到了肃贪的责任。然而李侍尧“监而不斩”，而且在不久还被皇帝重新起用为陕甘总督，并且后来更以平定台湾林爽文之乱有功，绘画于紫光阁，这实在是乾隆朝惩贪史上的一大败笔，也说明当时惩贪工作的不够彻底。

李侍尧这次能够活命，显然与和珅的大力保全有关。和珅不但最初提出“照例斩候”，帮了大忙，而且当年奉命去云南查李侍尧案返京之后，“面陈盐务、钱法、边事，多称上意，并允行”。和珅是皇帝面前的大红人，“不次升擢，宠幸无比”，就在李侍尧案终结的这一年，他官为户部尚书兼御前大臣、理藩院尚书、四库全书馆总裁等职，他的儿子丰绅殷德更因父亲得宠而成了驸马爷，娶了乾隆帝第十皇女和孝公主为妻。和珅的弟弟和琳、亲家苏凌阿也都沾光升迁高官，可谓满门富贵。李侍尧也得到这位“贵人”相助，逃过了死难。

和珅庇护贪官还不止这一次，更明显的是乾隆四十七年四月爆发的山东巡抚国泰等的贪案。

国泰的“性情乖张”、“不宜久任山东”的传闻早已被皇帝听到了，因此案发的前一年，即乾隆四十六年初，皇帝特别把山东布政使于易简传唤到京城里来，当面询问巡抚国泰的居官有无“不法款迹”，于易简回答是：“国泰并无别项劣迹，惟驭下过严，遇有办理案件未协及询问不能答者，每加训饬，是以属员畏惧，致有传言。”皇帝以为传闻不实，也感到欣慰。可是到第二年四月，御史钱沣突然上奏：国泰、于易简贪纵营私，遇有提升补调，勒索属员贿赂，以致历城等州县仓库亏空。皇帝看了钱沣的报告之后，随即派出户部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工部右侍郎诺穆亲三人为钦差，到山东查案，同时又降谕命令以前在山东国泰属下任过官的叶佩荪与吕尔昌将国泰与于易简的贪迹见闻“逐一据实迅奏”，“毋许丝毫欺隐”。

据私家笔记所载，和珅为了庇护国泰，在他们钦差团离京之前，先派了家人飞驰山东向国泰通风报信，让国泰有所准备。国泰对钱沣甚为恼恨，当钦差一行抵达山东查案时，国泰对官阶不高的钱沣说出极不礼貌的话：“汝何物，敢劾我耶?”据说钱沣的长官刘墉（现在影剧中称“刘罗锅”的）为此大怒，斥责国泰说：“御史奉诏治汝，汝敢詈天使耶?”“立命隶人披其颊，国泰惧而伏，坤遂不敢曲庇。”野史的记叙也许夸张了一些；不过在这次查案过程中，刘墉是确实站在属员钱沣的一边，应无问题。

和珅等一行先到钱沣所称的历城一地盘查仓库，由于国泰事先作了安排，他向商人暂借了银两，存放仓库，因此当钦差到库验查时，银两并无短少。和珅又有意曲庇国泰，只将历城库房“令抽现银数十封，即起还行馆”。他象征性地点算一下，便认为库银没有亏空了。可是这件事对钱沣关系重大，若是库存银两无缺，他就犯了诬告之罪，后果不堪设想的，因此在和珅等人离开现场之后，他可能得到刘墉的允许，还留在库房中仔细观察，结果发现了问题。原来库银都是五十两为一锭的，而历城库中存银竟是两数不等，多少不齐，让他意识到这批存银来路必有问题，于是他立刻封存了这批库银，以备复查。当他回馆之后，得到有关人士的帮助，终于得知国泰等人临时向商人借银贮库，以应付盘查。钱沣了解真相之后，随即派人向各商人宣布：借银商人若不及早出面报明，请求发还，将来他们的借银就会被没收，作为政府的公帑。商人当然不甘损失，所以在第二天都赶到银库，纷纷办理呈报借银之事，并将所借的银两如数领回，因而造成“库空”现象，历城一地的亏空顿时得到证实，钱沣的处境乃由不利转变为有利了。

和珅在同来的钦差面前见到国泰借银暂存的实况，知道无法再为山东的贪官掩饰了，只好随着刘墉等人据实向皇帝报告，说明历城库银“有挪移掩饰之弊”，国泰确实有“婪贪各属员盈千累万”的劣迹。于易简则“扶同弊混”，“一任县库空亏”。和珅等在奏报中还说：曾经命于易简等人“当面质证国泰，据伊供认前情不讳”。

皇帝接到和珅等人的报告后，立即下令将国泰、于易简以及其他贪官革职拿问，查封他们的家产，其中国泰与于易简二人在和珅返京时，一起押解回京，听候皇帝亲自审讯。至于刘墉等人仍命令留在山东继续查案，不过皇帝也指示他们：“今朕格外施恩，不欲复兴大狱；然不可不彻底详查，予以期限，令其上紧弥补。”

刘墉等人后来又到东平、益都、章邱三地盘查，发现库银都确实不足，与钱沣所参奏的亏空情形相近。皇帝了解实情之后，贪官也俯首认罪了，于是在同年六月十一日降谕将国泰、于易简二人以目无法纪、贪纵营私罪处以秋后处决，该年七月初八日国泰与于易简二人奉旨自尽身亡。由于皇帝“不欲复兴大狱”，山东省很多前任与现任的大小贪官都被幸运地从轻发落，给予降级、调职等处分。至于亏空的库银几百万两，皇帝则批准了新任山东巡抚明兴的请求，由各宫设法弥补，并限定在两年内补齐。山东贪案也由此结案了。

钱沣这次所弹劾的两位山东大官，都是大有来头、家世背景显赫的人物。国泰的父亲是文绶，文绶不但曾任四川总督等高官，而且与和珅的关系很好。于易简则是大学士于敏中的弟弟，于敏中曾任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多年，可以说是皇帝的心腹大臣，政界势力很大。钱沣敢与他们对抗，尤其与和珅对抗，实在难能可贵。这位任职御史不久的耿直人士，曾在前一年弹劾过代理陕甘总督的毕沅，他认为甘肃当时的冒赈案毕沅应负责任：他是长官，又与那些贪官在同城同省办事，“岂无见闻?”毕沅因此降为三品顶戴留任。后来他又弹劾过和珅不在军机处办公，而另居内右门直庐是违制的事，皇帝因而训斥过和珅。钱沣就是这样的一位敢于上疏直言、不畏权要的有为有守言官。钱沣于乾隆六十年被人毒死，据说与他挡和珅财路太多有关，是和珅使人下毒手的。

和珅是乾隆后期的宠臣，窃弄威福，大开贿门，凡属各衙门的肥缺，都被和珅所把持；他又贪得高明，贪得大胆，而且曲庇贪官，“一时贵位无不仰其鼻息，视之如泰山之安”。他确实保障了当时的贪官，以上两大案是他庇护贪官的实例。诚如日后薛福成说的：“非其时人性独贪也，盖有在内隐为驱使，使不得不贪者也。”和珅就是“在内隐为驱使”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