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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学政与皇帝斗法破贪案（第1页）

九、学政与皇帝斗法破贪案

学政，又称督学，官名。清初沿袭明朝制度，各省有学政，掌一省学校、教习、教育行政与考试等事，向例由翰林院侍读、侍讲、编修、检讨或各部侍郎、科道宫中由进士出身者充任，算是钦差官员，官阶比地方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都低。一个官低位卑的小学政如何敢与皇帝为贪案斗法，听来有些不可思议。乾隆年间还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

乾隆四十年代连续发生大贪案，其中王亶望的甘肃冒监案与陈辉祖抄王亶望家抽换财物案，两位主角都担任浙江的封疆大吏，皇帝对他们极不信任，因而在谕旨里说到浙江通省钱粮“难保无积压亏欠”之事，命令新任浙江巡抚福嵩清查，结果发现全省共亏空一百三十多万两。皇帝命令尽速弥补。经过四年的时间，在皇帝不断的催促之下，到乾隆五十一年，据福嵩奏报已弥补了九十六万多两，尚缺三十三万两之数。皇帝想到山东省国泰贪案后，仅两年时间，新任官员就补足二百万两的亏空，浙江是富饶省份，四年时间竟弥补不到一百万两，必是官员办事不力，“玩视帑项，一味稽迟”的结果，于是便派出户部尚书曹文埴、刑部侍郎姜晟、工部侍郎阿龄阿为钦差，到浙江彻查。皇帝一面又降谕令福嵩来京候旨，革浙江布政使盛柱的职位，情势显得很是严重。

曹文埴等到浙江调查之后，向皇帝报告几次，前后都说地方亏空只有三十多万两，现在各官加紧弥补，大体上与福嵩早期奏报的情形差不多。不过，正在此时，担任浙江学政的窦光鼐突然上书皇帝，说明浙江各府县的亏空不止此数，而且“未补者多”，“闻得嘉兴府所属之嘉兴、海盐二县，温州府属之平阳县，亏空皆逾十万”，而且“去岁杭州、嘉兴、湖州三府秋收歉薄，仓库正需平粜，而仓内有谷可粜者无几，浙东八府岁行采买，惟折收银两，以便挪借”。窦光鼐是进士出身，据说他“幼负绝人之学”，很为皇帝器重，只是他人不圆通，是个“拘钝”的学者型官员，在服官几十年中，常常和人争执，因而居官不定，降调之事时有发生。皇帝始终觉得他“无大过”，乃派他出任浙江学政，其时约在乾隆四十年代的后期。皇帝本来对浙江的亏空就有怀疑，现在接到窦光鼐的奏报，益发对曹文埴等查案表示了不满，认为他们并未将“该省何处亏空若干、何处弥补若干、何处竟未弥补、何处不但未能弥补且有增多之处，逐一详查根究底里”，只“将就了事”，很不应该，命令钦差们依窦光鼐所指各点，再逐一详查，据实严加办理。五月初，皇帝又分别接到曹、窦两人的报告，双方仍各执一词。曹文埴坚持浙江全省亏空不过三十万两，而且“有减无增”。窦光鼐则声称仙居、黄岩等七县的亏空已“多至累万”，其他各属更多。同时他又扯出布政使去年进京“携赀颇丰”，“上司进京，属员馈赠”，形成受贿以及其他官员索贿贪污事，他把浙江官场的问题升高了、复杂化了。皇帝看了这些报告，发现地方与中央的官员各持己见，必然对查办不利，于是降谕旨叫他们“和衷详查办理”，并令窦光鼐暂时不必过问此事，因为学政管查亏空实在是捞过了界，而地方教育行政的工作也多，应该专注自己份内的业务；再说这一年又是浙江省举行乡试之年，科考的事尚待办理。皇帝命令曹文埴调查仙居、黄岩亏空实情，另外又派了中央大员阿桂专程南下浙江，协助查案。

阿桂是皇帝的心腹大臣，也是当时查案的能手。他到浙江后不久，首先对浙江布政使盛柱去年赴京是不是“携赀颇丰”贿赂某人向皇帝呈上了奏报。阿桂说盛柱进京没有送十五阿哥（日后的嘉庆皇帝）任何礼物，应解送的人参银三万九千两也交到了内务府，这证明了皇太子与贪案无关，令皇帝大感欣慰。阿桂又提平阳等地亏空与高官受贿的事查无实据，窦光鼐是风闻上奏，不足凭信。皇帝一直相信阿桂是正直的名臣，对他的调查结果当然信以为真，这当然对窦光鼐极不利。不过皇帝有从速结案的心意，所以在六月中就以巡抚福嵩催补不力，将他调山西为代理巡抚，想把查案事告一段落。不料浙江方面钦差与学政的互斗还不能停止，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先是阿桂向皇帝奏称窦光鼐指陈的地方亏空“俱经严密访察，亦属非实”，而知县黄梅“丁忧演戏”不孝一事也是“污人名节”的不实之言，可以说全力将窦光鼐描绘成一个造谣生事的人。皇帝当然对窦光鼐严词谴责，并命令他“明白回奏”。窦光鼐发现情势严重，但他个性“迂拙”，不畏权势，立即报告皇帝钦差等在浙江受到地方官的蒙骗，不明了真相，才向皇帝作出不实的说法。他又说几位钦差根本都没有亲自实地访案，全凭省城官员的话为据，不是真实的情况。他确实闻知平阳知县黄梅因“抗不弥补”才仍有亏空。关于“丁忧演戏”也是事实，而且黄梅还“纵令其子借名派索滥用”，劣迹多端。他在奏报中又报告皇帝，为了取得真实凭据，他决定去一趟平阳，收集资料，不日再向皇帝呈报。

窦光鼐的此番作为令皇帝大为恼怒，因为有旨在先，叫他少管亏空之事，多作自身教育、考试工作，现在却擅离职守，去了平阳查案，简直是违抗圣旨，胆大妄为。闰七月初，皇帝传旨严责窦光鼐，说他“置分内之事于不办”，只在“袒护劣矜”，狂妄之极，命吏部与刑部议处。

在皇帝谕旨到达浙江之前，窦光鼐已到达了平阳，他在当地明伦堂内与县内生监聚谈，请大家帮忙收集知县黄梅的各项犯罪证据。他又在城隍庙中，传集平阳县的书吏，追究黄梅的贪婪劣迹，据说当时“生监平民人等，一概命坐，千百成群，纷纷嘈杂”，俨然一幅斗争大会的情景。

在窦光鼐赴平阳之时，署理浙江巡抚阿龄阿上书皇帝，列数窦光鼐不法抗旨罪状，令皇帝更为气恨，认为这样“病疯”之人，实在“有乖大臣之体”，于是下令“将窦光鼐拿交刑部治罪”。

窦光鼐既得罪了钦差，又得罪了皇帝，真是大祸临头了。所幸他这次平阳之行没有白跑，在人民与书吏的协助下，他得到不少有利的证物，于是他一面急返省城杭州，一面将搜得的两千多件田单、印单、借票、收据等证物中的部分，以一天五百里的急件快递送往京城，向皇帝报告。当窦光鼐回到杭州时，他立即被逮捕入狱，听候审问了。

乾隆五十一年闰七月二十七日，皇帝收到了窦光鼐的快报与证物，看出“票内一半钤有官印及伊（按指黄梅）私有图记，断非捏造”，了解了黄梅在任内以弥补亏空为名，计亩派捐，“每田一亩，捐大钱五十文”，“莅任八年，所侵吞部定谷价与勒捐之钱，计赃不下二十余万”等等劣迹之后，即刻传谕军机处，对“以小民之脂膏，肥其欲壑”的黄梅“严加惩治”，同时又降谕阿桂，要他体会皇帝“办事苦心”、“秉公查讯”，再审平阳贪案，对窦光鼐不必心存芥蒂。两天之后，皇帝又下令要阿桂见到窦光鼐时，“将伊除去刑具，免其拿问”。黄梅的家产予以查封，其子黄嘉图则先逮捕候审。

阿桂与钦差一行也不再敢对窦光鼐加以迫害，只得遵照皇帝的指示努力查办。据后来阿桂等人向皇帝的奏报，他们也承认黄梅是个贪官，年来勒借部民钱文，贪污银两，且未弥补地方亏空。他的儿子黄嘉图确有在外招摇婪索、贻害地方之事，应该治以重罪。

同年九月十六日至二十日之间，皇帝连降谕旨三道，对浙江亏空与贪案的有关人员，作了如下的批评与处分：

黄梅及其子黄嘉图，贪婪不法，罪证确实，死罪难逃。

浙江永嘉、温州、平阳三县的地方官程嘉缵、田家钟、范思敬等人，“迎合上司”，官官相护，“此等外省恶吏，最为可耻，不可不严加惩治”，将三人交部议处。

署理浙江巡抚阿龄阿偏听属下之言，两次冒昧参奏窦光鼐，交部议处。

前任浙江巡抚福嵩对于劣员不据实参奏查办，“岂可复膺封疆之任”；前任浙江布政使盛柱追补亏空不力。二人均着免职，交部议处。

阿桂、曹文埴、姜晟三位钦差仅“凭地方官结报就案查核遽为了事”，有亏职守，俱着交部严加议处。

至于窦光鼐的部分，皇帝认为他所参黄梅劣迹，虽有三项属实，但他“哓哓执辩，咆哮生事，并有不要性命不要做官之语，亦殊乖大臣之礼”，而且黄母丧事演戏部分不实以及诸端固执行为，亦属有过，所以令他来京做官，暂署光禄寺卿。

浙江亏空与贪案就这样落幕结束了。在整个查案过程中，我们看到一位正直不要命、不怕死的学政，也看到一位胸怀开放的能改过的皇帝，确是古代官场中不多见的事例。不过就惩治贪污来说，如此结案显然草率了一些，难以达到禁贪、止贪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