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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乾隆对满文图书文献的贡献（第1页）

四、乾隆对满文图书文献的贡献

不少人对乾隆皇帝有负面的看法，认为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销毁古书、兴文字狱，像似做了不少坏事。这些评论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也是有相当根据的。不过，乾隆也做了很多有益于国家与文化界的事，不说捍卫统一那些大问题，就以前面谈到的文治方面的事来说，他为后人收集了可观的珍贵资料，编成丛书，供大家参阅，如果不是他用政府力量从事这样的大工程，相信原先收藏在民间的图书一定有些在日后的兵灾人祸中毁掉的。他大兴文字狱，虽然钳制了民族思想，但是考据学的大兴未必不是一件学术上的大成就。如果没有乾嘉时代的朴学家的辛苦耕耘，可能很多中国古典学问后人无从研究了。至少要从乾嘉为起点作研究，而且不见得能有当时学者那样的好成绩。乾隆在保存、整理与弘扬中华文化方面应该是有罪也有功的。至于他对满族图书文献上所做的工作，更是值得一提。

我们知道，满族文字到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始因努尔哈赤的兴起而创造出来，当时初创的文字很不完备，甚至还夹了一些蒙古文在里面，满文是由蒙古文脱胎而来，外形很相似，而且有些词句也是沿用蒙古文的。后来到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儿子清太宗皇太极当了大汗，建立了清朝，把老满文作了一些改进，如增加字母，附上圈点，使字形容易辨识，发音更为完全，再加上吸收了不少汉文作外来语，词汇大大增多了，乃成较为进步的新满文。

在老满文创制后不久，努尔哈赤就命令官员们用他们自创的文字记录档案了，从万历三十五年到皇太极建立大清那一年（一六○七至一六三六），三十年间，总共写记了新旧满文的“档子”四十大本。大清朝建立后，内三院等衙门里仍旧不断记录档案。这些《旧满洲档》与《内三院档》在清朝入关入主中国时都带进了北京。

清朝初年，戎马倥偬，当然不会想到这批祖先的旧档案，即使在康熙统一中国之后，有心标榜文治之时，也没有为祖先的这份珍贵文化遗产做一点工作，直到乾隆即位不久，才有大臣在内阁库房的旧档册堆里发现了一批“盛京（沈阳故宫）旧本”，据当时的官员向皇帝报告说：这些旧档因为“年久糟旧”，已经有残缺的现象了，而且其中有“不仅无圈点，复有假借者，若不融会上下文字之意义，诚属不易辨”。这是说旧档是一些用没有圈点的老满文写的，其中还有假借蒙古文的，发现这些旧档的人也要“融会上下文义”后才能看得懂内容。皇帝立刻指示鄂尔泰、徐元梦两位大臣，叫他们先编一个简明的新旧满文对照字典，整理并贮藏好这批资料，因为“无圈点字原系满文之本，今若不编制成书贮藏，日后失传，人将不知满文肇端于无圈点字”。大臣们后来编好了一部对照字典《无圈点字书》，并“托裱装订”了旧档，然后开始整理的工作。这些工作是从乾隆六年（一七四一）开始的，直到乾隆四十年，“旧档”中的三十七本，三千多页，已经被专家官员重抄成了一份老满文的副本及一份加了圈点的新满文的新产品。乾隆四十三年，皇帝又命大学士阿桂、于敏中等人，派内阁中书满洲人兴宁等八人，加紧赶办，再抄两份，送到盛京收藏。乾隆四十五年，旧档无圈点及有圈点重抄本各一套也送到了沈阳盛京，恭敬地存藏在崇谟阁中了。

沈阳的这一套旧档，在光绪末年被日本人发现，后来复印了一份回日本，从此世界学坛才知道满族早年还有这么一种珍贵的档案存在。经过中外学者的研究，发现这批旧档里有很多关于满族兴起时的清朝皇家的人事记述，八旗的渊源，明清战争的实况以及满族原始的文化风俗等等，都是后来清代官书不详的，或是根本不记的，真是“三百年来的秘史”。试想如果不是乾隆皇帝如此热心重视，花了三十多年时间整理并重写了这些旧档，则这些旧档即使完好地保存到今天，相信能读那些老满文的人也没有了，遑论利用内容来探讨清初历史呢!

乾隆朝另一件整理与保存他们满族祖先古老文化产业的工作是绘制《满洲实录》。《实录》本来是专记皇帝大事的专书，这本书以“满洲”代替皇帝的名号，实在特别，同时书中文字兼写满、蒙、汉三种，又配上了几十幅插图，真是少见的体式。

乾隆四十三年，皇帝在乾清宫里看到从盛京老家带来的旧本《太祖实录图》八册，怕皇家子孙“不能尽见”，所以下令大臣“依式重绘二本，以一本贮上书房，一本恭送盛京尊藏，传之奕世，以示我大清亿万子孙毋忘开创之艰难也”。可见这《满洲实录》就是早年制成的《太祖实录图》，是记清太祖努尔哈赤缔造汗国时的记事专书，自从带到北京之后，便放在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乾清宫里，当然能看到此书的人不多。乾隆为了广为流传，并让皇家子孙知道祖先创业的艰难，所以命令照式绘写两份，分别放在皇子念书的上书房与沈阳老家的故宫中。乾隆四十六年又下令再画一份，放在热河的避暑山庄行宫，“以便披览”。二十世纪里这部书又被几次翻印，现在很多大图书馆中都可以轻易看到这本书了。

有关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实录》，皇太极在关外改建大清朝的时候，就按汉人的传统为他父亲纂修了《武皇帝实录》。在《武皇帝实录》成书前，曾经就《旧满洲档》的资料先编了一套《太祖实录图》，这部不合正统规格的实录图就是乾隆重绘《满洲实录》的底稿本。由此可见，乾隆把他们祖先两大古老文化遗产都加以整理并再版了，贡献是应该被肯定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在这次重绘《满洲实录》时，竞未更动书中的内容，并不像修《四库全书》那样强调满清正统，可以说是原文照抄地绘制了几份。现在举几个例子来作说明：

一、仍称明朝为“大明国”，如“大明国的万历汗”、“大明国的太子太保李成梁”等等。

二、对于努尔哈赤本人也不称“清太祖武皇帝、高皇帝”或“上”，还是用早年称呼为“太祖聪睿贝勒”、“太祖谦恭汗”、“太祖英明汗”等，跟汉文努尔哈赤实录中的书法不同。

三、记年份不用干支，月份还是以“在春天当中的月”表示二月，“秋天最后的月”表示九月，完全是阿尔泰语的本色。

四、早年《太祖实录图》中所记的残忍杀人事件与家族中的**事件完全照录，不加掩饰或删除。

乾隆四十年代，正是文字狱大兴，强调清廷正统、强化皇权的时刻，皇帝竟以如此坦然的态度整理并保存祖先文献，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忠诚无私的学者帝王了。

由于《满洲实录》里也照样描下了《太祖实录图》中七十几幅插图，有人戏称简直像是一部“连环图画”的书。不过这些插图，史料价值还是很高的，因为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当年明清交战的情形、满蒙汉各族人所穿的衣服、所使用的武器、居屋与蒙古包的模样、努尔哈赤当大汗典礼与大宴等等的实状。再说最早版本《太祖实录图》在此次重绘制《满洲实录》后不到二十年在一场宫廷大火中烧毁了，乾隆的重抄重绘的工作也因而显得更有意义了。

除了这些先人文化遗产以外，乾隆在位期间还为满族文化编制了专书，或便于人们研究，或广为流传至永远。以下就是当时出版品的名称：

辞书方面有《清文鉴》、《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满汉对音字典》以及《五体清文鉴》等。其中《五体清文鉴》是一部满、蒙、藏、维、汉五种文字对照的分类大辞典，全书共分二百九十二类，收词条一万八千多个，修成于乾隆中期，是研究民族语言的一部重要工具书。史学传记方面有《开国方略》（记清入关前历史）、《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专记满族贵胄的事迹功勋）、《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专录满洲八旗姓氏源流与始居地）、《满汉名臣传》等。

政书典制方面有《八旗通志》（记各种有关八旗制度与人物的专书）、《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等。

另外还有《满洲源流考》，全书分部族、疆域、山川、国俗四门，以清朝为纲，详述自周肃慎以来满族祖先的历史等事。

乾隆又为了强调他们本族自创的语文，除了以满文翻译部分儒家经籍与政府的典制史地书外，特别命令在臣工与僧侣中邀请专家，以满文翻译《大藏经》。《大藏经》是佛教一切经典的总集。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正是向全国收集遗书的时候，皇帝突然想到：

盖梵经一译而为番，再译而为汉，三译而为蒙古，我皇清主中国百余年，彼三方久属臣仆，而独缺国语之大藏，可乎?

他认为《大藏经》已由印度梵文先后译成藏文、汉文、蒙古文了，怎么能独缺满文本呢?乾隆同时进行《四库全书》的纂修与《清文全藏经》的翻译，实在是大手笔，也是学术宗教界两大如“万里长城般的大工程”。皇帝翻译《大藏经》的目的，他说并不是为了“以祸福趋避教人”，而是在让大家学习满文，并从佛教经书里知道“尊君亲上，去恶从善”的道理。可见他坦白地承认是有功利动机的，也是为推广满族语文教育的。

《清文全藏经》到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翻译完成，前后历时十九年。据庄吉发教授称：“台北故宫博物院现存满文《大藏经》计三十函，北京故宫博物院存有七十六函，合计一百零八函，都是清代内务府满文原刻朱色初印本，其形式规格及朱色浓淡，俱彼此相同，应属于同一来源的满文《大藏经》。”而且认为乾隆当时“为了适应译经的需要，在译经过程中，增加了许多满文新词汇，对满文的研究，提供了很丰富的语文资料，对满洲语文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确实是的，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满族文字存在，即使知道有这种文字的人，也大都觉得它是已经没落的，甚至死亡的文字。尤其辛亥革命后民国初期，大家反清，连同满族的语文也被视为不值得一学的东西，真是到了弃之如敝屣的地步。可是今天满文的图书文献大公开了，包括乾隆年间整理的与新制作的在内，大家才发现真是一座大宝藏，不但对满族特有文化以及清朝历史的研究有极大极多的裨益，对探讨中国很多领域的学问也有帮助。就以《清文全藏经》来说，它是由汉文的《大藏经》翻译而成的，一般读者看汉文本时，不一定能通晓文义，尤其是一些佛学方面的专有名词，可是你若懂得满文，它的译文就像我们中国古经的白话翻译一样，浅显易懂，因此《清文全藏经》的译成，对印度佛教思想来说，既多了一种文字的译本，又提高了普及性。

乾隆与他的祖先曾经将中文的儒家经典几十种译成了满文本，对满族人士通晓汉学无异是一种津梁。又因为满文是拼音文字，西洋人学起来比学中文容易，盛清时来华的传教士都会满文，他们把满文本的“四书”“五经”带回了欧洲，引起了西欧的中国热。直到二十世纪前期，德国学者还说：“满文为我们研究汉学开辟了一条大路。”乾隆朝整理、保存、弘扬满洲文献的贡献，显然又加上将中华文化传播到西欧一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