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二学者皇帝（第1页）

二、学者皇帝

乾隆皇帝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学者。他聪明天纵，记忆力绝顶，少年时代就把汉文化的根柢——经史背得烂熟于胸，又受到当时著名经学家朱可亭（轼）先生等硕儒的悉心教诲，因此从小打下了牢固的汉学基础。即位以后，在处理政务的余暇，博览丰富而珍贵的皇家庋藏，涉猎的范围更扩大到了先秦诸子，以及历代先贤的文集、诗集，全面而系统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精蕴。他对佛学也有兴趣，但造诣远不及其父雍正皇帝，而只是在郁闷孤独时，才偶尔“闲开梵帙消繁虑”；有时也手书佛家偈语赏给最亲幸的大臣“收束身心，屏除幻妄”。较之传统的中国学者，乾隆又有一个极为特殊的优点，那就是精通多种民族语言。对语言的掌握，乾隆似乎有惊人的天赋，汉语、满语早已达到精熟的程度，自不必说；即位之初，又学习蒙语，“不数年而毕能之”，且能“曲尽其道”；中年以后，为平定回疆、金川，以及接待六世班禅，更学会了“回语”（维吾尔语）、“唐古特语”（藏语）和“西番语”。能掌握五六种民族语言文字，在清代皇帝以至历代帝王中恐怕是首屈一指的。乾隆对自己汉学之精湛，是相当自负的，他公开宣称：“即以汉人文学而论，朕所学所知，即在通儒未肯多让，此汉人所共知。”乾隆身边专事恭维的御用文人且不论，即以当时著名的学者、诗人赵翼来说，对乾隆的学问也是钦佩的。在《簷曝杂记》中，赵翼对乾隆之才学有如下的评述：

上圣学高深，才思敏赡，为古今所未有。御制诗文如神龙行空，瞬息万里。平伊犁所撰告成太学碑文，属草不过五刻，成数千言。读者想见神动天随光景，真天下之奇作也。寻常碑记之类，亦有命汪文端（汪由敦，时为军机大臣）具草者，文端以属余。余悉意结构，既成，文端又斟酌尽善。及进呈，御笔删改，往往有十数语只用一二语易之，转觉爽劲者，非亲见斧削之迹，不知圣学之真不可及也。

赵翼还讲过这样一件小事：有一次前往木兰围场行猎，他随驾前往，读御制《雨猎诗》中有“著裂”二字，怎么也想不起典出何处。过后翻《左传》“齐陈成子帅师救郑”，内有“衣裂杖戈”，文下注云：“裂，雨衣也”，才恍然大悟。还有一次值军机处时，皇帝在军机大臣所拟旨稿上，添了“埋根首进”四字，亦不得其解。日后偶阅《汉书·马融传》，才明白“埋根首进”意为决计进兵。由此，赵翼感慨地说：“圣学渊博如此，岂文学诸臣所能仰副万一哉?”

乾隆皇帝又是一个极富个性的中国学者。他有书卷气，但不迂阔；他喜欢读书人，喜欢有才气的学者，但又看不惯腐儒的泥古不化，不通时变；他一生作到了“理不可不日穷，书不可不日读”，但又注重实践，强调知行合一。

乾隆刚即位，见各省督抚参劾属员的本章中每有“书生不能胜任”、“书气未除”之类的贬语，很不以为然，并明降谕旨，指出“读书所以致用，凡修己治人之道，事君居官之理，备载于书”。他以为，一个州县官如果真称得上书生，“以易直子谅之心，行宽和惠爱之政，任一邑则一邑受其福，莅一郡则一郡蒙其休”。乾隆明确表示：“朕惟恐入不足当书生之称，而安得以书生相戒乎?”下面他又结合自己的经历，痛快淋漓地抒发了对“书生”、“书卷气”的赞美：

朕自幼读书宫中，讲诵二十年，未尝少辍，实一书生也。王大臣为朕所倚任，朝夕左右者，亦皆书生也。若指属员之迂谬疏庸者为书生，以相诟病，则未知此正伊不知书所致，而书岂任其咎哉?至于书气二字，尤为宝贵。果能读书，沉浸酝酿而有书气，更集义以充之，便是浩然之气。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称矣。

讲上述这一番话时，乾隆不过是个二十四岁的青年，他突出强调了读书对陶冶人的品行气质方面的作用。然而，此时的乾隆，虽推重读书，但并未从书本中完全解脱出来，达到挥洒自如的最高境界。乾隆三年（1738年）三月首次亲诣太学，他曾想行“三老五更”古礼。

《礼记·文王世子》记曰：“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天子敬事三老五更，以父兄养之，示天下以孝悌也。这种古礼，直到汉代仍保存着。当时曾养三老五更于太学辟雍，汉明帝则“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未到而立之年的乾隆意想天开，欲恢复古礼，是他政治上不够成熟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他泥古不化的书呆子气。当时大学士鄂尔泰倾向于赞成此举，而大学士张廷玉则断以为不可，行三老五更古礼之议才打消了。四十年后，乾隆御制《三老五更说》，以辟诸家之谬。越六年，又作《三老记》一文，据《孟子》而断定“三老”即“耆艾而长于乡者”，由此而忆及年轻时拘执古礼，遂有以下一段反省：“以今观之，则廷玉之议为当。设尔时勉强行之，必有如廷玉所谓资后人之议者矣……盖戊午（乾隆三年）朕方二十八岁，而戊戌（乾隆四十三年）则六十有八，此亦足验四十年问学问识见之效。而年少时犹未免有好名泥古之意，至今则洒然矣。”

诚如乾隆对自己所下的判断，当他阅历日渐丰富以后，也就慢慢地把书读活了，到晚年竟达到了出神人化的境界。他虽服膺孔孟的学说，但敢于批驳先圣，发挥自己独立的见解。《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所汇辑的一部夫子语录集，其中有这样的记述：“子曰：吾久矣不复梦见周公。”乾隆则以为孔子未必讲过此语，根据是“夫子末识周公形容，何从见诸梦寐?”此外，他又引《论语》中另一段话：“子不语怪、力、乱、神”，进一步指出孔子“岂肯为此无稽之说乎?”如果说这仅仅是诗注中的游戏笔墨，那么，对亚圣孟子的某些说法则不惜在大庭广众之下，严肃郑重地予以指斥了。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仲春经筵，讲官德保、刘墉进讲《孟子·万章》——孟子的弟子万章问道：“有人说，到禹的时候，道德就衰微了，不再传位于贤者，而传位于自己的儿子，这种说法对吗?”孟子回答道：“不，不是这样的。天要传位于贤者，就传与贤者；天要传位于君王之子，就传位于君王之子。”讲官讲毕，一同侍班的大学士、九卿、詹事等齐刷刷地跪在文华殿正中皇帝宝座之下，敬聆御论。只听乾隆侃侃而谈，出口便一语惊人：“‘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此二语也，以为答万章之前问，从而为之词，则可；若以为示后之继业，为万世法，则不可。”下面乾隆从容罗列根据，根据之一：

盖自启贤继业之后，但有与子，无与贤之事矣。其有托子贤而攘者，皆乱臣贼子之流，非唐虞之所谓禅也。

这就是说，三代之后，凡借“天与贤则与贤”而篡夺帝位者，皆为乱臣贼子；易言之，“天与贤则与贤”一句，从理论上讲，对有国者不利。再看乾隆的第二条根据：

且天何言哉?与贤、与子，将命者谁?以子论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与，即天之所与。然与子虽然万世不易之规，而其败德堕行，恃天之与己，而不知凛难谌靡常之义，存如保赤子之怀，则民必不与之，而天亦厌知而不与。此不大可畏乎?纣之言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岂非恃天之与己乎?

这段话重点驳斥“天与子则与子”，其核心是，为君王者切不可“恃天”而骄纵，其能否坐稳帝位，关键还在能否“爱民”。

乾隆对孟子这段话大不以为然，故而在“御论”结尾时说：“余又以谓斯言也，仲尼必不为之；仲尼而为斯言，亦非仲尼而已矣……呜呼!此孔子所以为至圣，而孟子只可称亚圣乎?”平心而论，这篇针对孟子的“御论”析理精微，确很精彩。经筵御论尚且如此不留余地，在其他场合对孟子就更不客气了。《孟子》开宗明义第一章便是《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说：“您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想来会有利于我国吧?”孟子回答说：“王!何必日利?”乾隆又大不以为然，他在诗注中说，利有“公利”、“私利”之别，“公利”为什么不能讲呢?“利在乾元五德之中，古圣所言，岂可去其一而不用”?乾隆反对一般地抹煞、菲薄功利主义，他的见解显然比孟子高明。

乾隆一生能够成就诸多超迈古今的伟业，与他饱学而又不尽信书，特别是并不处处墨守儒家教条，而注意从已经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出发决定方针政策有关。道学家故习，斥边功，厌武备。用兵准噶尔，盈廷群臣惟傅恒一人态度鲜明地支持乾隆出兵的决策。故而乾隆不喜“穷兵黩武”一词，而针锋相对地以“奋武”代之。乾隆的“十全武功”并非都是正义之战，但他不赞成一般地反对战争，也是道学家不可企及的。下面再看乾隆惩贪。乾隆惩治贪污、贿赂之严，古今史家俱有公论。乾隆朝六十年共杀掉督抚等一、二品贪官墨吏不下三十员。甘肃通省官员贪污大案，被判处死刑的官员有一百余人，绑赴刑场“名正典刑”的有上自总督、巡抚、布政使，下至州县牧令的贪官五十六名，这在有清一代是空前绝后的，在中国古代亦是罕见的。然而，乾隆以铁腕手段惩治贪官，与他治学上摆脱了“好名泥古”也有直接关系。中国古代法律自汉代以来，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官吏侵盗国家财产的犯罪行为莫名其妙地予以宽容，即源于儒家“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这样一句似是而非的怪论。《礼记·大学》有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朱熹对此句的解释是：“君子宁亡己之财，而不忍伤民之力。故宁有盗臣，而不容聚敛之臣。”这就是说，对国君而言，与其让“聚敛之臣”刻剥百姓私有财产，宁可包容“盗臣”侵贪国家财产。《清律》规定“侵盗钱粮（贪污）千两以上，拟斩”，且有“完赃免死”条例，因此，乾隆之前，罕有贪官伏法者。究其根源，即是儒家教条成了保护贪污的神圣盾牌。乾隆从开始严惩贪污以来，就清醒地意识到，从根本上讲，这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法理问题，因此他一再降旨，表示对“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这条古训的不同见解。乾隆十四年（1749年）九月的谕旨称：

夫谓“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者，乃重为聚敛者戒，而非为盗臣者宽。盗臣与聚敛，厥罪惟均。不独聚敛之臣不可有，即盗臣亦岂当有哉?……论者又谓“律载贪罪（指索贿赂罪）重于侵（指贪污），必有深意”。是大不然。夫侵盗帑项，与勒索所部财物，虽并列刑章，而库帑之关系重大，人无不知，乃身为职官，敢侵帑而漫无顾忌，则虐取所属，恣饱贪壑，自必无所不为。

不久，乾隆又进一步申谕：

向来锢习，以为“宁盗毋贪”。此在为上者爱民之深，权其轻重，谓与其厉民，毋宁损上。以是重言入臣之不可贪耳，而岂忍以盗待臣子哉?为臣子者，又岂以盗臣自处哉?人徒知渔利于民者，贪也；蠹蚀于官者，侵也。援例傅罪，轻重判然。不知贪者固有害于下，而侵者实无所畏于上。以无畏之心，而济之以无穷之欲，则派累以肥橐者有之，因事而勒索者有之，甚至枉法而受贿者有之。朝廷之府库且所不顾，更何民瘼之可矜，何民膏之足惜?

乾隆指斥儒家某些教条为“锢习”，他对“宁有盗臣”怪论的批驳切中要害，其逻辑上的结果必然是从立法人手，改变对贪污的包容，遂有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九月将“侵亏入己，完赃减等”旧例永行停止的对刑典的重大修改，因而才可能出现以王直望为首的甘肃贪污集团成员骈首就戮的空前整肃行动。乾隆朝惩贪愈力，贪风愈烈，个中原因极为复杂，但乾隆严惩贪污的立法绝没有错。设身处地考虑，他能力排众议，不囿锢习，是很不容易的。若没有实厚的学问根基，若没有务实求实、不迷信先圣教条的治学态度，是很难做到的。

说乾隆皇帝是一位个性极为鲜明的中国学者，还因为他注重实践，强调知行合一。如上所述，乾隆之所以敢对某些儒家教条怀疑、驳正，正因为他在实践中感到神圣的古训亦有难于行通之处。正如他在《古风》一诗中所述：

曩余佩古训，治理颇能言。

行之扦格多，乃悟实践难。

乾隆治学态度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像海绵吸水一样，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但他并不满足，也不迷信，当被人们信奉了千百年的教条一旦与实践“扦格”时，他尊重实践胜于古训。为政如此，读书亦如此。

乾隆南巡，论者多有不同看法，但实地考察河工、海溏，人们大致没有异议。即以浙江海塘而论，首、二次南巡，海潮无警，因而御驾未至海滨。迨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顷海潮改趋北大门，海宁一带潮灾严重，地方大吏有柴塘、石塘之争议，乾隆遂于第三次南巡时首次驾临海宁，实地勘察。此后四、五、六次南巡俱亲临海塘阅视，指授方略。经过二十余年，乾隆治理海搪的学问日渐深厚，从最初主柴塘治标，最后改为兴建鱼鳞大石塘，从而完成一代伟绩。

乾隆对读书时碰到的疑难问题，也往往从实践中验证，以决疑传正。自古以来人们即以为黄河孕育了华夏文明，故而对黄河之源，一代一代竟相追溯，务得其实。汉通西域，张骞仅得河源梗概；元世祖时曾遣笃什穷探，仅至星宿海而止；康熙也曾命侍卫拉锡等往穷河源，亦指星宿海为河源。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春，因黄河青龙冈决口久未合龙，乾隆特命大学士阿桂之子、乾清门侍卫阿弥达前往青海，务穷河源，告祭河神。阿弥达遂西溯河源，绘图具奏云：

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语“阿勒坦”即“黄金”；“郭勒”即河也。此河实系黄河上源，其水色黄，回旋三百余里，穿入星宿海，自此合流至贵德堡，水色全黄，始名“黄河”。又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数丈，名“阿勒坦噶达素齐老”，蒙古语“噶达素”，北极星也，“齐老”，石也。其岸壁黄赤色，壁上为天池，池中流泉喷涌，酾为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则真黄河之上源也。

据此，乾隆说：“其所奏河源颇为清晰。”意即阿勒坦噶达素齐老壁上天池系黄河之真源。乾隆对河源的认识，并未到此而止。他进一步指出《宋史·河渠志》记载河源的错误，并考证出其误在不通蒙古语，而将新疆的昆仑山，生拉硬扯到青海境内，指为河源。为此，乾隆作《读宋史河渠志》一文，以订正其论。尔后，又参酌《元史·地理志》、《汉书·武帝纪》等史籍，肯定其所记大致不误，但究未穷尽河源。最后御制《河源简明语》，扼要地叙述了自己的看法：

盖河源究以张骞所探蒲昌海盐泽，及汉武帝所定昆仑为是，

虽山海经、水经注皆略具其说，山海经刘歆称伯益所著，本无所据，水经注，则桑钦、郦道元皆张骞后人，实祖其说而广之，以至于烦文。且昆仑在回部，原出玉也，独未揭伏流至青海，于阿勒坦噶达素之天池而出耳。至唐宋以至元，乃有鄂敦淖尔为河源之语。鄂敦为蒙古语，汉语即星宿海也。彼时虽未考至天池，而中国之河源，实由此颇见梗概矣。溯伏流以至蒲昌海盐泽，非河源为何?星宿海亦盐泽之伏流，至青海而出为清水，黄河挟之以流，始为微淡，后为纯黄，是二水本一源，至中国出地为二色，而终收于一。

河源既明，侍郎纪昀等又奉旨博采史传，旁稽众说，综其向背，定其是非，辑为《河源纪略》一书。纪昀等称颂皇上“自临御以来，无逸永年，恒久不已，乾行弥健，睿照无遗。所综核者，无一事不得其真；所任使者，亦无一人敢饰以伪。与笃什之探源未竟，遽颟顸报命者，更复迥异。是以能沿溯真源，祛除谬说”。这自有吹捧的味道，但赞誉皇帝“沿溯真源，祛除谬说”，则符合事实。

乾隆皇帝学问精深，尤为可贵的是，他重视实践，强调知行合一，因此，他的学问较少陈腐气，而是有益于治道的真学问。乾隆之睥睨汉人通儒，不能不说他有相当的资本。他用纪昀等大学问家编纂《四库全书》，但从心底里仍很藐视他们。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四月刑部审理旗员海升殴死其妻吴雅氏一案，左都御史纪昀等奉旨会同刑部开棺覆验。因海升系大学士阿桂姻亲，纪昀有意包庇，几使正凶逸于法网之外。经乾隆看出疑窦，真相大白，纪昀从宽交部严加议处，但旨意十分严切：“其派出之纪昀，本系无用腐儒，原不足具数，况伊于刑名事件，素非练悉，且目系短视（近视眼），于检验时未能详悉阅看，即与刑部堂官随同附和。”把纪昀说成是“无用腐儒”，其他汉人学者更不在话下了。但乾隆的本意并不是不承认纪昀学问之博雅宏赡，而是说他仍不脱书呆子气，未能练达吏事。

对于有能事之称的旗员们，特别是满员，乾隆又不让他们学自己的样，既满腹诗书，又善于理事。他曾刻薄地说：“朕尝谓满洲进士出身之人无一好者。”简亲王、总督德沛被指责为“假道学”，理由是“刻书太多”；总督钟音一度看好，但很快就指责他“狃于满洲科甲陋习，自号文人”、“夙以文墨自负”，而于海疆武备一切置之不问；大学士舒赫德以办事心细，甚被倚重，却以“渐染汉人习气，每日记事作诗”招致乾隆的不满。在乾隆看来，满洲科目出身的人，“问以文学则日身系满洲，岂汉人可比?及至问以清语、骑射，又日我系词林，岂同武夫战卒?两处躲跟，进退失据，而落于无用之流”。如果说有例外的话，大概只有鄂尔泰、尹继善二人还算差强人意。乾隆曾这样说：“近时大臣，在科第中有名者，不过如鄂尔泰、尹继善一二人而已。”而他俩的被重用，诚如乾隆所说：“实以其心地才干，初不以其文也。”因此他又说：“我朝开国以来，名臣硕辅，莫不志秉忠忱，才优韬略，初非从事占毕（读书）者；即仕跻大僚，内而大学士、尚书，外而总督、巡抚，勋名气节，指不胜屈，大约皆非出于甲乙两榜。”满洲人不必靠读书仕进也可成为治世名臣，他们究竟靠什么呢?乾隆解释说：“我满洲人等纯一笃实，忠孝廉节之行，岂不胜于汉人之文艺、蒙古之经典欤?今若崇尚文艺，一概令其学习，势必一二十年，始有端绪，恐武事既废，文艺又未能通，徒成两无所用之人耳。”在这方面，乾隆有深刻的教训，那就是鄂尔泰的大公子、出身翰林的鄂容安。鄂容安官至两江总督，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参赞大臣从定西将军永常出西路。大军平定伊犁，受其叔伯兄弟鄂昌牵连，行赏独不及。未久阿睦尔撒纳叛走，天山南北路陷于纷乱之中，鄂容安与将军班第被围困自尽。内阁为鄂容安拟二谥请上裁，以翰林起家者例谥“文”，因此拟“文刚”、“文烈”。乾隆打破惯例，抹去二“文”字，谥“刚烈”，后图像紫光阁，亲为赞，有曰：“用违其才，实予之失!”三十年后，对此事仍念念不忘，他说鄂容安在翰林中号称出色者，“曾膺军旅重寄，临危遇变，亦惟知一死塞责，究于国家大事，何所裨补耶?”至于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就更令乾隆痛心疾首了。鄂昌同他伯父一样，举人出身，在甘抚任上，受胡中藻诗狱牵连，革职抄家，抄出他所写《塞上吟》一诗称蒙古为“胡儿”。还有一封信稿对堂弟鄂容安差往北路军营一事，哀叹“奈何奈何”。鄂昌以满洲科甲而学习文艺，也跟着汉士大夫杯酒流连，诗歌酬唱，甚至涉足于朋党，乾隆气愤已极，骂他“纯属满洲败类”，并借他的脑袋警戒其他旗员。

总之，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根柢深厚、个性鲜明的中国学者，他对汉文化的态度是很复杂的。他一生徜徉于汉文化的海洋之中，深知其中的甘苦，一人其道，“势必一二十年，始有端绪”；出而化之，洒脱自由，则非天资卓越者，积毕生之读书、穷理、实践，而难望企及之。他的终身知行不辍，不能排除他确有陶醉其中的乐趣，和积以时日，养成的结习这些因素，但主要是政治上的需要使然。作为统治着汉人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一个偌大国家的少数民族帝王，不深通汉文化是无法想象的；汉文化的造诣不超过汉人通儒，也是与乾隆个性相悖的。他要向天下臣民显示，他之为天下主，井非仅仅因血统高贵，即使以汉文化的修养而论，也是当之无愧的。惟其如此，他鄙薄通儒纪昀为无用腐儒，他不愿满洲人都来学样，闹出邯郸学步的笑话还在其次，搞不好甚至会危及国本，重蹈金元一人中原即被汉化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