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下卷（第2页）

同我以往的情况相比，这次航行中我运气不算太坏，只遇到了一些零星的意外，遇上了逆风和恶劣的天气，使得这次航行所花的时间比我预计的要长。在此之前，我只有一次出航去几内亚——那是我的第一次出海一可以说是按原计划回来的，这回出现了这些情况，我开始认为自己碰上了同样倒霉的事。我觉得自己生来就不能安安稳稳地待在陆地上，到了海上又总是倒霉。

起先，逆风把我们朝北吹，我们只好驶进爱尔兰的戈尔韦港，在那里由于风向不对而泊了二十二天；但这件倒霉的事中总算让我们有点安慰，那就是当地的食物价格极低，而且货源十分充足；因此我们泊在那儿，根本没动用船上的储备，反而还添了一些，我在这儿买了几口活猪，两只怀着小牛的母牛；当时我决定，要把它们带上那个岛，但后来情况有变，就把它们另行处置了。

我们二月五日从爱尔兰出发，一连好多天都是强劲的顺风。我记得大约在二月二十日左右，那天晚上是大副值班，突然他跑进后舱甲板的舱室里，告诉我们说他看见火光广闪，接着又听见一声炮响，他正在对我们说着这事，有个见习年跑进来，说水手长又听见一声炮响。这一来，我们都跑到后甲板上，在那儿听了一会儿，什么也没听见；然而没过几分钟，我们看见一团很大的火光，继而发现远处雄雄烈火。我们立刻根据我们的船位进行推算，发现在那火光的方位上绝不可能有陆地；再根据刚才听到的炮声，我们断定是有一条船在海上起火了；因此我们就直朝那方向驶去。我们驶过的距离越多，那火光显得越来越大，我们觉得这样的话，有把握很快就可以见到船；尽管如此，由于空中云雾弥漫，有一段时间我们只能看见那火光，其余都看不见。行驶了半小时左右，虽说风并不很大，但一直是顺风，而空中的云雾也消了一些，因此我们已可看清，那是一艘大船在海上燃烧。

看到这种灾难，我内心深感震动，尽管那船上的人我根本不认识。我顿时想到了自己以前的遭遇，想到那位葡萄牙船长把我救起的情景；现在那条着火的船没有伴航的船只，船上那些不幸者的处境不知要悲惨到什么地步。于是我命令发五响炮，要一炮连一炮地发，以便他们得知援救者离他们不远，从而让他们尽快上救生艇逃命；由于在那夜色中，尽管我们能看到他们，他们是一点也看不见我们的。

有好一阵子，我们紧紧盯着这艘着火的船，只管跟在它后面，等待白天的到来；突然那船上爆炸起火，火光冲天——虽说这在情理之中，然而把我们吓了一大跳；紧接着，在短短几分钟之内，火光已完全熄灭，也就是说，船已完全沉没。这景象实在叫人难过，我想到那些不幸者，不是与船同归于尽了，就是忧心忡忡地待在救生艇上任大海拨弄；可是漆黑一片，我们什么也看不到。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尽力为他们指引方向，便吩咐把船上的手提灯用上，挂在船上一切能够挂的地方，而且夜里时时鸣炮，让他们知道附近有船。

早上八时左右，我们从望远镜里发现了两只救生艇，艇上都挤满了人，吃水都很深。我们看到他们逆风中划着船，发现他们已看到了我们，正在尽力使我们注意他们。

我们立刻挂起船旗，让他们知道我们看见他们了，同时又挂出一面信号旗，表示要让他们上船；然后我又张了帆，直向他们驶去，半个小时以后，我们来到了他们近旁；长话短说吧，那船上乘客很多，男男女女大大小小不下六十四人，我们全部救了上来。

通过询问，我们得知那沉船是条三百吨的法国商船，由加拿大的魁北克港出发，驶回法国，那船长详细地向我们讲起了失事经过；他说，由于舵手疏忽，先是船尾起了火，但在一番扑救之后，大家都以为火已完全扑灭了，可是人们随即发现这些火星溅到一个人们难以够到的地方，无法真正扑灭；接着火就蔓延到船骨之间和船夹层中，然后又殃及货舱，使救火手段归于无效。

这时他们已无计可施，只得都上了救生船；幸好这些船都相当大；那船一只是大艇，一只是很大的舢板，还有一只小艇对他们没多大用处——只能在他们从大火中逃出性命后，用它来装些水和粮食。事实上，他们虽逃到了这些救生船上，但由于离陆地太远，能活着回去的希望并不大；但他们说，这样至少可以避免葬身火海，而且在海上毕竟可能遇到船只，有可能获救。他们有帆、有桨，还有一只罗盘；这时疾风劲吹，风向是东南偏东，他们正可借这股顺风尽力驶向纽芬兰。他们的粮食和水如果吃得极端节约，维持不饥不饱的水平，那就可供他们维持十二天，在此期间，如果不碰上坏天气和逆风，据那船长说，他们就有希望可以到达纽芬兰的班克斯，或者途中再捉到一些鱼，帮助他们维持到上岸。然而，对他们不利的因素很多，例如风暴，雨雪和严寒，逆风等等。如果他们能够生还，那么这也可算是奇迹了。

船长告诉我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人都到前途渺茫，准备放弃努力了，可就在那时他们突然听到一声炮响，随后又听到了回声，使他们惊喜交集——这就是我下令放的那五发炮。这使他们精神大振，同时也正像我所希望的那样，他们知道附近有船来救他们了。

由于这些炮声，他们放下桅杆收下帆，由于炮声是从上风方向传来的，他们决定在那儿等到天亮再说。此后，由于再没听到炮声，他们放了三枪，但对我们来说，他们处在下风方向，因此我们一声都没听见。

又过了一阵，他们看见我们挂出的灯火，听到我们的炮声一一我下令晚上都要开炮的——当然更加惊喜，他们就把船朝我们划过来；最后当得知我们已经看到他们的时候，那种喜悦之情简直不可表达。

这些不幸者获救之后欣喜若狂；他们做着各种手势，做着各种动作，这些我实在难以描述。倒是伤心和担忧比较容易描述，其表现无非是叹息、流泪、呻吟或者脑袋和手的某些动作；然而过度的喜悦则有千百种出格的表达方式。有些人在流泪；有些人则似乎痛苦至极，大叫大嚷捶胸顿足；有的人胡言乱语，简直是发了疯；有的人在船上乱跑；有的人手舞足蹈，放声歌唱；有的人哈哈大笑；但更多的人大声在哭；还有不少人默不作声，说不出话；有几个人感到头晕，似乎马上就要昏倒；只有少数几个人在胸前划着十字，感谢上帝。

我不能怪他们；也许再过一阵有很多人会产生感激之情的；但一开始，他们感情上受到的震动过于强烈，他们无法控制这种感情，一下子就到了欣喜若狂的地步；只有极少数几个人在惊喜中保持镇定，显得庄重从容。

另一方面，这也许同这些人的民族特性有关。一般地说法国人的性格同别人的相比，是比较容易冲动的，他们的情绪容易发生变化，也有较大的起伏。就拿可怜的礼拜五来说吧，当我这忠心耿耿的仆人在小船里发现了他的父亲，那时他的惊喜之情与此极为相近；还有那位船长和他的两个伙伴，他们被坏蛋们带上岛上之后受到我的搭救，当时他们的惊喜之情与此也十分相似；然而没有一回可以和这次相比，无论是礼拜五的表现，还是我有生以来任何其它地方的情况。

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是，我上面所提到的种种出格之举，不仅表现在各个不同的人身上，而且哪怕就在同一个人身上，所有这种种举止都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接连表现出来。比如一个人现在默不作声，呆若水鸡，但转眼间他又会像小丑一样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再过一会儿，他更像个疯子，拉扯着自己的头发或衣服，过后，他又会哭泣起来，接着又是恶心，又是昏厥，要不是马上急救，真是几分钟就会死的；这种情况并不是发生在一两个人身上，而是他们大多都这样；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们的船医不得不给他们中约摸三十个人放过血。

他们中有两位教士，一位是老汉，另一位是年轻人，最奇怪的一点是，这老汉的情况最糟糕。他刚一登上我们这船，竟倒地不起，看起来完全同死了一样，连点活着的迹象都没有了，只有医生认为他并没有死。最后，船医把这人的手臂又是揉又是擦，让那个部位尽可能暖和起来，接着便在那手臂上放血。起先，血只是一滴一滴地流下，随后流得快了些，三分钟之后他睁开了眼睛，一刻钟之后他开始说话，情况好了起来，再过一会几相当正常了。为他止血后，他开始走动，并告诉我们他已经完全好了。医生给了他一点酒，他喝了之后显得神气清楚。这以后又过了一刻钟，医生在为一个昏厥的法国女人放血，人们突然奔了进来，告诉医生那个老教士完全疯了。看来，他把转危为安一事思来想去，结果过于兴奋，身体适应不了，以致气血淤塞而发热发烧，使他变得像疯子一样。医生看到这情况，不肯再为他放血，而是给他吃了一些镇静剂让他睡觉；过了些时候，药性开始发作，他一觉睡到天亮才醒，情绪和身体都已正常。

那位年轻的教士很能控制情绪，真是心情平和者的榜样。他一登上我们这船，便匍匐在地，为自己的得救而感谢上苍；可我非常糊涂，以为他昏过去了，非常不合时宜地打断了他的祈祷；尽管如此，他仍心平气和地向我道谢，并说他正在为自己的得救而感谢上帝，要求我让他祈祷一会儿。

我为自己打扰了他而感到由衷的歉意，就此不再去打扰他，而且也不让别人去打扰他。我离开他之后，他那样匍匐了三分钟，便过来找我；他热泪盈眶，极其认真而又充满感情地向我道谢，由于我在上帝的指引下，救了他和许多人的命。我对他说，与其感激我，不如感谢上帝；这事算不了什么，一切有理性和人性的人都会这么做；而且我们也要感谢上帝，他选择我们把他的仁慈实施在他众多的子民身上。

在这以后，这位年轻的教士便在他的同胞中工作起来，努力使他们安定下来；他对他们既是劝说，又是央求，又是争辩，又是说理，使他们保持理性；他的做法很成功，然而有一些人丧失了自我控制的能力。

这个情况我是非写下来不可的。由于这可以让人们在感情极其冲动时有所借鉴；要知道，如果过度的喜悦使人丧失理性到这种程度，那是极其危险的。在这里，我看到一种必要性，那就是对我们各种强烈的感情要保持警惕，无论欢乐和快慰，还是忧伤和愤怒，都必须如此。

在头一天，这些新乘客的种种出人意料之举使我们有些忙乱；但我们仍尽可能给他们作了安排，让他们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他们都像换了个人似的。

对于我们给予的帮助，他们全礼数周到地表示感谢，大家都知道，法国人在这方面的表现是极其突出的，第二天，他们那船长和一位教士来找我，想同我和我的侄儿谈话。船长是来商量如何处理他们的；他先是感谢我们说，我们救了他们的性命，他们非常领情，而拿他们现在所有一切来报答我们是远远不够的。那船长说，他们在烈火中匆匆拿出了一些钱财和值钱的东西，带进了他们的救生艇；如果我们肯接受，那么他们将把这些东西赠送给我们；而他们惟一的愿望，就是我们顺路带着他们途中找个地方上岸，然后他们在那里想办法回法国去。

我侄儿打算收下他们的钱，再考虑如何安排他们。然而我不同意他的这种想法，由于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上岸没有一分钱是不行的。如果当初在海上救了我的葡萄牙部长也这样对我，由于救了我而取走我的一切，那么我难得饿死。或者像我在巴巴里一样，在巴西也沦为奴隶——只不过不是给穆斯林主子。

于是我对那船长说，我们确实是把他们救出了危难，但这完全是我们的义务；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处于类似的灾难中，我们也会希望人家来救我们；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同他们易地而处，他们也会像我们一样对待我们；要是我们把他们从火中抢出来的那点东西拿走，然后把他们送上岸之后，自己一走了之，那这种作法无异于抢劫；这就等于先让他们免于一死，然后再把他们饿死。因此我不同意收取他们任何一点东西。至于他们中途上岸的事，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他们，这对我们来说实在太难办了，由于我们这船驶往东印度；而且，尽管风把我们吹离了航线；我的侄子作为一船之长同货主们订有合同，规定这船是经由巴西走的，如果改变航线就没法向货主交代；据我看来，我们惟一可以做的是：我们一路驶去，尽量设法遇上从西印度回国的船，让他们搭船去英国或法国。

我这一番话前半部分说得十分慷慨，他们被搞得感激不尽；但得知他们将被带往东印度时，他们大为吃惊，那些乘客更是如此；于是他们都恳求说，既然我们在遇到他们之前已经偏离了航线，那至少我们可以继续这个航线，按原计划行驶，这样他们应该被带去纽芬兰，在那里很可能遇上或大或小的船只，那时他们就可以启下那船，把他们载回出发地点加拿大。

我觉得这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因此准备同意他们；事实上，如果带着他们这批人去东印度，那么对于这些不幸者来说太糟糕，而且我们船上的储蓄也将被吃光，因此我觉得驶往纽芬兰的做法并不违背合同。而是在意外情况下我们不得不采取的行动，任何人都不应该因此指责我们。于是我同意带他们去纽芬兰，只要风向和天气没有问题；而如果风向和天气不对，那么我就带他们去西印度群岛中的马提尼克。

强劲的东风不断地吹着，天气很好；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风向一直在东北和东南之间变动，我们损失了好几个送他们去法国的机会；由于我们遇到了几条去欧洲的船，其中有两条是从圣克里斯托弗斯驶出的法国船；但由子他们在逆风中行驶了许多天，因此不敢让更多的人搭乘，以免路上粮食不够，这样大家都得挨饿；于是我们只好继续航行。一星期之后，我们抵达了纽芬兰的班克斯；在那里，我们把他们送上岸，然后，如果他们能备足食品，这船就再把他们送回法国。然而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那位年轻的教士。由于他听说我们去东印度之后，就希望同我们一路走，要我们在科罗曼德尔海岸给他上岸。对于这个要求，我爽快地同意了，由于我就是非常喜欢这个人——以后可以看出，我喜欢这个人是有道理的。同样，还有四个海员自愿留在我们船上，后来事实证明，他们都是很得力的人。

打那以后，我们朝西印度群岛驶去，航向是正南和正南偏东，在二十一天的行驶中，有时风极小，甚至完全无风。就在那个时候，我又碰上了另一件事，那情形同样十分凄惨，使我又发恻隐之心。

在一六九五年三月十九日，我们看到了一艘帆船，当时我们是在北纬二十七度五分，航向是东南偏南。我们发现一艘很大的船正向我们驶来，但一时弄不清这是条什么样的船；后来彼此近了一些，我们才发现这条船没了主桅中桅，前桅和第一斜桅都没有了；接着它放了一炮，表示需要救助。这时天气晴朗，疾风劲吹，风向是西北，因此一会儿后，我们靠近了它，可以向上面的人喊话了。

我们得知，这是一艘布里斯托尔的船，现在从巴巴多斯回国；然而在巴巴多斯遇上了可怕的飓风竟被吹离了停靠地，而那时离准备出航还有好几天，再加上船长和大副又在岸上；因此即使撇开飓风不谈，他们的处境也相当不妙，必须有大能人才有本事把船驾回去。他们在海上已经有九个星期了，在飓风之后，他们又遇上了一次可怕的暴风雨，把他们往西刮得晕头转向，而且桅杆也断了几根。他们对我们说，他们觉得已到了巴哈马群岛，但就在那时，从西北方向吹来强劲的风，又把他们朝东南刮走；由于他们只剩下一张主桅构成的下行大横帆，他们便竖起一根应急的前桅，挂上一块方帆似的东西。凭这些，他们不以抢风行驶，只能勉强地驶往加那利群岛。

但最糟糕的是，他们经过这番折腾，精疲力竭。而且食物短缺，差不多到了挨饿的地步；他们惟一值得庆幸的是淡水还没有吃完，另外还有半桶面粉；糖倒有不少；起先有些蜜饯，但结果被一扫而光；再有就是七桶朗姆酒。

我要不是受好奇心驱使，来到他们船上，那么也不知道这个情形了。他们那船上现在是二副当家。他来到我们船上时，说到他们大客舱里有三位乘客十分不妙。“非但不妙，”他说，“我看他们都已经死了，由于我至少有两天没听说有关他们的情况了；不过我也不敢问，”他说，“我们没有东西可以救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