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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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取向东北方，好像我们要去马尼拉或菲律宾群岛；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碰上任何一条欧洲船；然后我们航向朝北，来到了北纬二十二度三十分的地点，我们由那里直驶台湾岛，并下了锚来补充淡水和新鲜食物；当地的人非常殷勤有礼，高兴为我们提供这些物品，而且他们在与我们商议交易时，办事公道，交货准时；这是我们在其他处民众中不曾遇到过的，由于荷兰新教徒曾在这里传过教，因此也可归因于基督教的遗风；从另一面讲，这情况也证实我常常不离口的一句话，也就是：什么地方接受了基督教，那里的人就会变得文明，那里的民风也会得到改进，教义是否对他们起到了救校的效果暂且不论。

我们由那里直驶向北方，始终同中国的海岸保持一定的距离，直到我们确信自己已越过了欧洲船只来往频繁的一切中国港口，由于我们决心尽一切努力决不在这国家里落入敌人之手，我们的情况显示，要是在这儿发生什么意外，那我们就彻底完蛋了。

现在船已驶到了北纬三十度，我们决定，遇见第一个商埠就毫不犹豫地进去，当我们驶向陆地之时一只走了六海里的路程的小船来到我们的船前；船上载着的那位葡萄牙领航员知道我们是条欧洲船，就前来问我们需不需要他领航；我们自然万分乐意，马上请他上船；他刚听到之后，也不问我们的目的地，便离开他所乘坐的小船，打发它返回了。

如今，我认为我们可选择的余地很大，可以请这位老汉领我们前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于是我告诉他，请他领我们去中国海岸最北部的南京湾。老汉说他对南京湾轻车熟路，却微笑着询问我们前去的目的。

我就告诉他说，我们要把船上的货物卖掉再购进一些中国瓷器、生丝、茶叶、白棉布、丝织品诸如此类，然后循原路返回。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到澳门去，那是我们的最佳选择，我们的鸦片一定可以在那里卖上一个好价钱，然后用卖得的钱购进各种各样的中国货，当然价钱一点也不比在南京湾贵上哪怕是一点点。

我看这老汉说话自以为是，刚愎自用，也没法闭住他说话的嘴，于是我就告诉他说，我们即身为商人，不是没身分没修养的人，十分渴望去瞧一瞧北京这个偌大的都市，去见识一下中国皇帝的著名宫殿。“那么，”那老汉说道，“宁波是你们该去的地方，到了那儿，循着一条通到大海的内河驶上十五英里，便可以汇入大运河，这条可以通航的运河，一直贯穿辽阔的中华帝国的心脏地带，贯穿所有的河流，通过一些水网和闭门便可超过一些蔚为奇观的山丘，一直流到北方的北京城，全长将近八百一十英里。”

“然而，”我说道，“葡萄牙的先生，我们最想干的事不是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你到底能否带领我们北上南京城，之后我们由那儿直通北京城?”他自称他完全能胜任。并说前不久一只荷兰大船就是走的这条航线。但这却令我大吃一惊，由于荷兰船现在对我们而言，和恐怖的魔鬼没什么两样了，与其撞上荷兰船，我们倒不如碰上魔鬼，惟一要求是魔鬼来时面目不要太过狰狞恐怖就可；我们深信，遇上了荷兰船我们就会完蛋，由于若论打硬仗，我们根本不是荷兰船的对手；荷兰人在那一带从事贸易的船只具有很高的吨位，船载人数也远多于我们。

老汉看出了我有些心烦意乱的神态，而且我在他提及一只荷兰船的时候神情颇为紧张，便对我说：“先生，你根本无需惧怕荷兰人；我想，如今你的国家同他们的国家不在交战吧?”“对，”我说道，“这话十分正确，但我不清楚他们在自己国家的法律鞭长莫及的地方，会恣意放纵到什么地步。”“哦，”他说道，“你又不是海盗，又何必惧怕呢?百分之一百的，他们不会干涉安分守己的老实商人。”

听了这句话之后，即使说我全身的血还没全冲上我的脸皮，那么我应该是天生患了供血循环的血管梗塞症了，令血液冲不出去；说实话，我被这句话搞得尴尬万分，窘迫万状，而且在老汉的眼光里，我也无法掩饰过去，只能让他的慧眼瞧个一清二楚。

“先生，”他说道，“我发觉你听了我的话以后，有心里慌乱的表现；请你尽管走你自以为最佳的路线好了，你尽管放心吧，我会竭尽全力为你效劳的。”“晤，先生，”我说道，“说句实话，当前我还没打定主意到哪个具体的地方去，而你又提到有关海盗的事，更使我无从确定主意。我衷心希望这一带海域没有什么海盗。我们如果遇到他们，一定会不堪一击，由于你也看到了，我们的力量十分微弱，连人手也极度匾乏。”

“哦，先生，”他说道，“请放心；据我所知，这一带海域十五年来没出现过什么海盗的，只是我听说在约摸一个月之前，有人在退罗看见了一只海盗船；但你尽可以放心，那船不仅吨位小，而且驶向南方了，并不适于干那种勾当。它不是按私掠船的要求建造的，它是一艘普通商船，只是那船长和他手下的几个人在苏门答腊岛或是附近的什么岛上，被马来人杀死之后，那船就被船上一帮心术不正的家伙驾着溜走了。”

“怎么!”我佯作不知情的样子惊问道，“他们竟敢杀死了船长?”“不，”他说道，“我并不认为他们杀害了船长，只是由于他们后来驾船溜了，因此人们一般推测他们出卖了船长，让马来人逮住了他，丢掉了性命，而且说不定还是他们勾结马来人干的这桩勾当的呢。”“这么说来，”我说道，“他们同真干了这桩勾当并无异处，也应按法律被处死。”“不仅应该被处死，”老汉说道，“而且百分之一百地被处死，除非他们能躲过任何一只英国船或荷兰船，由于人们达成了共识，只要那无赖碰上他们或落入他们手中，就决然得不到轻饶。”

“然而，”我对他说道，“你既说那海盗已驶离了这一片海域，他又怎么被他们碰上呢?“哦，这话十分正确，”他说道，“但他们是这样讲的；是我告诉你，他那时是在退罗湾，是在柬埔寨河，在那儿几个荷兰人发现了他，本来这几个人荷兰人也是那船上的，只由于船溜走的时候，他们被抛弃在岸上了；那儿还有几只荷兰商船和美国商船，他们差一点就逃不脱了；实际上，”他说道，“如果另几条船能给予前边的两条小船以大力支援，他们肯定就抓住了他；但他发现只有两条小船逼近了他，就转了一下舵，向小船开了炮，别的小船来不及赶上，他们已击坏了两条船了，然后便驶向了海上，人家赶不上他，只得眼睁睁让他逃走；但人家对那只船作了无比准确的描述，因此大家都有把握认出它来；而且人家已经起誓，无论在天涯海角或什么地方看到这船，就决不轻饶船长和船上的人员，要把他们悉数吊死在帆桅上。”

“什么话!”我怒道，“他们不管青红皂白就吊死别人?难道先吊死人家，之后再定人家的罪名?”“哦，先生，”老领航员说道，“对付这帮坏蛋，不必事事都按部就班地干；只须将他们背靠背地捆好，丢进水中便一了百了——对他们来说完全是咎由自取。”

我明白得很，在我这船上这老汉无法逃走，也无法伤害我们，因此我不讲什么礼貌地对他说道：“我说先生，我们正是出于这个理由，才希望你能带领我们北上到南京，而不是到澳门，也不是到这国家的任一港口，只要有英国船和荷兰船去过这港口；由于先生，实话对你讲吧，那些荷兰和英国的船长是一群鲁莽、自负、无礼的家伙，他们既不懂得真正的公正是什么，也不知道如何按上帝的旨意和自然的法则行事；他们自忖握有大权，却不知如何来行使他们手中的权力，结果自己为了惩罚海盗而做了无异于杀人犯的勾当，别人身陷错误的指控，他们就以侮辱这些人为己任，不经过必要的调查就强加给他们以罪名。也许我在有生之年，尚能要求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这种作法作出圆满的解释，只要他们还有受教育的可能，知道了什么才能称为公正，知道在没有证据表明别人犯下罪行之前，决不可以以罪犯的待遇来对待别人。”

我讲到这里，就对他不再隐瞒，我这条船就是他们的攻击目标；我也详细告诉了他，我们同人家两条小船之间的冲突，并告诉了他们那种胆怯而又愚蠢的表现。我告诉了他我们买这船的全部经过。也告诉了他荷兰人对我们的莫大帮助，我说我相信那船长是被马来人杀害的，也相信是那些人驾船溜了，并把我坚信不疑的理由告知了他；然而那些人被诬蔑为海盗纯属无中生有的猜度，而他们本该先核实一下事情，再决定是否对我们进行突然袭击并迫使我们作自卫反抗；我还补充说，在那次正当防卫中有一些人被我们打死了，而这些死者流的血也应当由这些鲁莽的人来负责。

我告诉他，我会接纳他的忠告；只要我能找到一只替代船只，或者只要为我们这只船找到合适的买主，不管到了什么港口我就会这样做。他回答我说，我这船在南京的话，恐怕有人会争着来买它，而一条中国式的帆船也足以让我回去的目的实现得很好，而他不仅要为我找到卖主，而且要帮我找到买主。

“然而，先生，”我说道，“既然你说我这船人家只消一眼就能把它认出，如果我照你的办法去做，也许一位正直而无辜的人就会连累其中，使他身陷一场可怖的纠纷之中，说不定还会横遭杀身之祸，由于不论在什么地方人家只要发现这船，就会指认它就是他们口中的那条船，从而证明相关的人犯下罪行；如此一来，无辜的人们大有可能被抓起来，以致遭到杀害。”“这个嘛，”老汉说道，“我自会设法加以阻止的，由于我很熟悉你说到的那些船长什么的，我要当他们一个个经过时一个个地去见他们，一定要让他们弄清这件事的是与非，让他们认清自己错到何种地步；由于尽管当初船上的那些人可能是驾船跑了，然而事实上后来他们并没有蜕变为海盗；尤其是，现在的船主并不是当初驾船逃跑的人，而只是出于做生意的考虑毫不知情地买下了这船，我有理由相信，他们会相信我的话，至少在以后采取行动时不会这么鲁莽。”“那么，”我说道，“你能不能替我给他们送个去信呢?”“行，我可以送，”他说道，“只要你先亲笔写好一封信给我，这样我能证明这是出自你的本意而不是我的想法。”我答应他说马上就动笔写；然后便拿来纸、笔和墨水，详细地描述了几条大艇攻击我方时等等的情形，写了这种做法隐藏的不公正的险恶用心和所谓理由；最后我向那些船长什么的坦言指出，他们所做的事情不但应使他们自己感到羞愧，而且在有生之年如果能看到他们踏上英国的领土，那么他们将为自己愚蠢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只要在我回到英格兰前，英格兰的法律还末过时或作废。

这位老领航员反复读了好几遍我所写的东西，然后又多次问我能否保证写的内容一切属实。我回答说，只要自己一息尚存，就不会改变这个说法，由于我感到迟早总会有机会让这一点击中他们的要害。然而这位老领航员再也没有回去了，因此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让他带信回去了。

我们都同意前去；我怀疑他听说的那个港口的名称，由于我没有十分用心记住其发言，而我的笔记本原本记下了这地名和其他许多地名，又因落入水中而全完了〔除了这儿的“金昌”之外，本书后面还有许多无从查考的地名。作者的这段话为这种情况作了按注〕——我到时候再谈那次意外吧；然而有一点我记得明白无误的，就是在同我们做生意的中国或日本商人口中，发这地名的读音同那葡萄牙领航员截然不同，他们发的就是上述的金昌这个港名。

我们既然在去那个地方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第二天便起锚离开；在停泊期间，我们只是出于补充淡水的目的而上了两次岸，而每一回当地人都友好接待了我们；他们拿来了许多东西卖给我们，我说的是蔬菜、植物的块根、茶叶、米一类的食物，还有一些家禽。但也耗了我们不少钱。

由于是逆风，我们花了五天时间才驶进那一个港口，但我们还是十分满意；当我的脚踏上岸之时我内心充满喜悦，甚至可以说是心怀感激之情，当时就与我那合作伙伴商定，如果有可能以其他方式安顿好我们自己以及解决掉我们的货物，哪怕不能十全十美，我们也不愿再登那只倒霉的船了。我不得不承认，根据我的一切生活经历，我感到人类最悲惨的处境是时时刻刻生活在恐惧之中。《圣经》上说得好：“惧怕死的人，陷入罗网〔《圣经》上的原文应该是：“惧怕人的，陷入罗网。”见《旧约全书·箴言集》第二十几章第二十五节〕。”这真是虽生犹死，而完全被恐惧所压制住的精神，无法找到解脱之道，而天赋的勇气和魄力，尽管会在人们遭受其他苦难时支持人们，在他们大难临头之时露面，然而在恐惧的境况下，它也不存在了。

然而恐惧是一种盲目而一无是处的强烈情感，它起着消极作用，既令我们身陷忧愁之中，又令我们神智恍惚，想入非非，竟然有千百种或许根本就不会发生的恐怖事情涌进脑海。我们根据人们对我们讲过的实实在在的一些话，当初认为那些英国与荷兰船上的水手——尤其是那些荷兰人——听到海盗一词便怒火万丈，更何况他们的小船被我们打得逃之夭夭，因此不会费心思先来问问我们到底是否海盗，而是立即处决我们。我们想到，有许多不言而喻的证据摆在他们面前，他们无需再进行什么调查了；这些证据是：一，这条船一定就是原来的那条，他们其中的一些海员曾在这船上干过，对它很熟悉；二，尚在柬埔寨的那条河里，我们就得到消息，说是他们要顺流而下过来检查我们，而我们把他们来访的小船击败后就逃走了；如此一来，他们就毫不怀疑地完全确信我们是不折不扣的海盗——一如同我们确信自己不是海盗一样；而且，像我常说的调换情形的话，让我和他们易地而处，我想我也会倾向于抓住这些情况作为证据，毫不犹豫地把全船的人碎尸万段，一点也不会相信他们提出的辩护之词，甚至考虑一下也不可能。

不管什么情况，我们总是为此担心；我的合作伙伴和我夜里睡觉时，差不多总梦到绞索和帆格，换句话说，即被吊死后还被挂在那儿示众；梦里还有打斗和被抓，杀人和被杀；我在某一天夜里，梦见荷兰人登上了我们的船只，便奋力出拳，打倒了他们的一个海员，但那狠狠的一拳却落在了我睡于其中的舱室的板壁上，由于出拳很重，我的手受了重伤，不但皮开肉绽，而且打断了指关节，把我从梦中痛醒过来了。

我的合伙人和我没日没夜地被这些想法所折磨；我们也并不认为那些船长们无权这样做；而万一我们向他们投降，沦为他们的阶下囚，他们却依然对我们滥施酷刑，处死我们，那么，他们只要敢回国，就必定要付出代价；然而，这个想法并不能安定下我的心，由于他们即使先这样做，然后再遭惩罚，我们又能落到什么好处呢?或者说，如果我们被处死在先，他们回国后再受到惩处，我们又有什么可高兴的呢?

这里，我不禁回忆起当时的种种想法，回忆起在那种特殊环境中我的千变万化的处境；当时，我想想自己也够惨的了：我过了四十年苦难不休的生活，直到最后，好像是来到了一个人人向往的港口或停泊地，换句话说，到了一个富足的休闲之地，然而我竟作出了不幸的选择，鬼使神差地陷入这新的烦恼之中；而且，多少劫难我在年轻时就已逃过，而今垂垂老朽，却竟然面临被绞死的下场，而且是在远离祖国遥远的一个地方，而作为凭证的竟然是我压根儿都不可能会犯的罪行，更勿庸多说我犯下了这宗罪。

念头转到这里以后，某种宗教理念会油然而生；我感到是上天直接安排了这一切，而且只应当这样看待这事，应当毫不抗拒地服从；尽管在世人面前，我是清白无辜的，但在造物主面前，我就永远不是清白无辜的了；因此我应该自省和检查，省视我的一生中是否犯下什么其他最为难赦的罪行，而可能上帝正是为此，理所应当地降下这种惩罚，作为我的报应；如果上帝真心愿意在我身上降下这种灾难，我应当像接受一场海难事故一样坦然接受它。

随后，有时天赋的勇气会接踵而来，这时我就给自己打气，断然作出决定，由于我认为与其让一帮冷酷凶残的混蛋逮住，遭受他们野蛮的折磨，倒远不如落入野蛮的土著手中，即使他们抓到我后一定会把我吞入腹中，但毕竟前一帮人是可能为发泄对我们的怒火而在我身上施加非人的野蛮酷刑的；而要是对手是生番，我做了死的准备，但无论如何也要拼到最后一口气，可如今，既然我认为落入这帮人手中极端恐怖，至少在我想来被生番吃掉也不及此，那么我为何不这样干呢?说句良心话，那帮人能想出许多比杀人还狠毒的手段，而生番不过先把人爽快地杀死，然后才大嚼一通的。每当这些念头占上风的时候，我总是激动手并末到来的那场激战，情绪亢奋难捺，只觉得目光如电，热血沸腾，似乎正在进行厮杀；我打定主意，决不屈膝请求他们宽恕饶命，而且，一旦到那时我无法坚持抵抗下去，我就炸掉船和船上的一切，让他们得不到一丁点可供夸耀的战利品。

对我来说，正在这块石头压得我的心支撑不了的时候，我心上的这块石头被挪开了；就像我上面所说的那样，我们决定从此再也不驾那条船出海了。我们上了岸之后，已成为我们朋友的老领航员帮我们找好了住所，也为我们的货物找到了货栈——顺便说一句，这货栈并非两样；这是一座连在一幢大房子上的小房子，这大小房子都是用竹子搭建的，还有大毛竹编成的栅栏围在外面，以防顺手牵羊的小偷入内——看来，那里的贼也真够多的。然而好在当地的官员答应派个警卫给我们，于是我们便有了个持朝站岗的士兵竖在门口；我们每天仅支付他半升米和价值相当于大约三便士的一个小钱，我们的货物便得以安全无忧。

这里通常也举行集市贸易的，但最近的集市已在几天前举行过了。可是我们看到尚有三四条中国帆船和两条日本船泊在河里，由于另一些日本商人尚未离岸，因此这两条已装好了在中国采购的货物的日本船只还没有启航。

我们的葡萄牙老领航员首先安排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拜会了在城中的三位罗马夫主教的教士，他们出于令当地人改信基督教的目的已住在那儿好长一段时间了；但在我眼中，他们这工作做得没多大成效，即使他们使别人改信了基督教，也仅仅造就了一批不合格的基督徒一一但话又说回来，我们同这事毫无关系。他们三个人当中，一个是法国人，人们称他西蒙神父，第二是葡萄牙人；第三个是热那亚人。西蒙神父为人随和，谦恭有礼，平易近人；而另外两位则相比之下矜持拘谨，不苟言笑，完全是一本正经来工作的，也就是说一有机会便找当地人亲切交谈，千方百计地让人家接受自己。我们常和他们一起吃肉喝酒；我说句心里话，尽管他们所谓的让中国人改信基督教一事，同真正使异教徒笃信基督教的要求有天壤之别，看起来最大收效只不过让人家熟悉基督名号，让人家以自己并不懂的语言对圣母马利亚的耶酥祈求幸福，这些我们称之为传教士的虔诚基督徒却坚信不疑那些人将会得救，而救世主的使者正是他们，他们抱着如此崇高的目的，不但甘受旅途的劳苦，甘冒住在此地的危险，而且有时候种种酷刑，或者是被夺走生命，正是干这种工作的回报。

但现在让我先来谈一谈那位身为神父的传教士吧。有一天我们同他一起吃饭，大家玩得很开心，我略略流露出了一点愿意同他一道去北京的意思，他便高兴地又是劝又是催，要我和我的合作伙伴当即答应。“西蒙神父，”我的合作伙伴说道，“你出于什么原因这么希望我们同你作伴呢?你知道我们双方的信仰有所不同，因此你不会喜欢我们的，而且若有我们作伴你也会不开心的。”“到时候呀，”他说道，“你们是否会变成虔诚的天主教徒也说不定；我在这儿的任务便是使异教徒改变信仰，谁知道我能不能也让你们改变一回信仰呢?”“那好吧，神父，”我问道，“这么说来，你是要在一路上对我们传道讲法了?”“我不至于会搅得你们腻烦的，”他说道，“我们在我们的宗教下保存了良好的修养；另外，在这儿我们与同胞又有何异呢?事实上，同我们所处的环境一对比，我们就成了同乡人；哪怕我是天主教徒，你们是胡格诺派教徒〔胡格诺派教徒是法国十六到十八世纪的基督教新教徒，在法国大革命中，他们曾长期遭受迫害乃至屠杀〕，但归根到底我们都可说是基督教徒；至少我们彼此都是正人君子，用不着互相交谈而内心暗藏不快乐。”我非常欣赏他说的这番话，这话使那位被我留在了巴西的教士浮现在眼前；但他的品位则远超这位西蒙神父；由于西蒙神父尽管没有轻浮的表现可供指责，然而，基督徒应有的热忱、虔诚、专一。忠贞的良好素质在他身上却找不到，而所有这些，我的那位好教士多得几乎要溢出来似的。

尽管西蒙神父一直没有与我们离别，也没有无休止地怂恿我们同他一道去北京，但我们还是离开他一会儿吧，由于还有别的事情在我们面前；首先，在这期间，我们必须得把我们的船和货物给处理掉；然而不巧我们待的这个地方没有大的买卖可做；我满心犹豫，不知下一步怎么办才好，而且一度曾准备冒一回险，干脆把船驶向南京城与基兰河算了；当时我认为，老天似乎已显得比以前更为关心我们的事了，因此满心鼓舞，觉得要千方百计地摆脱这乱糟糟的局面，把自己送回祖国去，但我究竟以何种方式才能达到这种目的，心中一点谱儿也没有。我说老天已向我们展示明朗的前途来了；出现的第一种情况，就是那位葡萄牙老领航员带着一个日本商人来面见我们，询问我们货物的情况；他买下了我们全部的鸦片，就是随之而来的一笔交易，也开价不菲，他付的是黄金，有些是小金块，有些则是他们本国的小金币，前者每块重约十到十二盎司——他都是按重量称量给我们的。当我们达成这笔鸦片贸易时，忽然我涌起个想法，他可能也有兴趣买船，便命令翻译通知了他此事；他当时听了只是对此耸了耸肩膀，但过了几天却带着一个传教士当翻译来找我们；他对我建议说：他由于当初已买进了我们的大量货物，因此压根儿没研究我们卖船给他的建议，实际他也已钱囊虚空无钱买船了；然而，如果我愿意留下原班人马驾船，那么他愿意租下此船开往日本，然后在日本另装货物后再驶去菲律宾群岛，而在日本出发前就付清运费，等从菲律宾返回后，他就买下整只船。这个建议听过了我的耳朵，但在我的头脑中，还念念不忘漫游天下的事，自己随他前去一趟的念头不由得产生了，这样就可以从菲律宾群岛出发，扬帆直驶南太平洋；于是我问这位日本商人说，他是否愿意租用我们的船只驶到菲律宾群岛，我们在那儿同他分手。他回答说不行，由于那样的话他就无法把货物运回日本了，因此他不能那么做；然而他愿意同我们解约是在船驶回日本之后。尽管这样，我还是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自己随船跑一趟；然而我的合作伙伴比我冷静，他劝我不要去，他既向我指出海上的风险，已排明了日本人的危险，说他们残忍、阴险、奸诈；何况，还有些西班牙人住在菲律宾，他们比日本人更为残忍、阴险、奸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