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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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卷008

我确实不愿同他分离，但考虑到此行的前景极其诱人，而且他这年轻人可以乘此机会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十分出色，也赞同派他前去；然而我告诉他，我得先同我的合作伙伴商量一下，第二天就给他讯息。我同我的合作伙伴谈论了这一事情，他提出了一个慷慨万分的建议。“你也知道这条船带给我们霉运，”他说道，“我们俩都已决定不再乘这船出海了；如果你那跟班（我那小伙子这样被他称呼）想冒险一回，经历这次旅行，我愿意把我占有此船的份额赠给他，让他尽情发挥；如果我们能在有生之年在英国相见，而他又在海外大获成功，那么他只须拿出一半用这船的运费给我们，其余的一半他可以完全占有。”

我的合作伙伴和我这年轻朋友非亲非故，既然他能提出这么一个慷慨的建议，我在这方面决不能显得比他小气；由于全船的人都愿意跟随那小伙子前去，于是我们把船的一半所有权划在他名下，他为此也向我们立下字据，保证他对另一半也负有看守责任，然后就去了日本。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位日本商人对他既诚实又恪守信用；在日本的时候给他提供了保护，还为他弄来了当时一般欧洲人拿不到的上岸许可证；他十分守时地把租船费用付给了这小伙子，让他驾着满载日本货和中国货的船到了菲律宾，他们的押运员同西班牙人交易一番后，又购入了欧洲货、大批的丁香和其他香料运回去；到了日本的小伙子收到了丰厚异常的运费，但由于不想这时就把船卖掉，那日本商人就向他提供了他自己想要载运的货物：于是他就带着一大笔钱和自己购进的香料。驶向了西班牙人占领下的马尼拉，在当地以一个好价钱卖出了货物，在当地他认识了一位神通广大的人，在其帮忙下使这船成为一条可以自由行动的船，然后，马尼拉总督雇他去美洲，去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阿卡普尔科是墨西哥濒临太平洋的世界最佳锚地之一和最优良海港，于一五九九年建市〕，还发给他一份许可证，使他既可以远航墨西哥，又可以在当地上岸，还可以用他船上全部的人乘任何西班牙的船去欧洲。

他一路顺风地驾船到了阿卡普尔科之后，便在当地买了船，在当地又获准由陆路去贝约港。此后他想尽办法携带他的所有资财来到牙买加，大概在八年后，他回到英国时，已腰缠万贯了。到时候再谈一下有关的情况吧，目前我要回过头来讲一讲我们自己的事情。

现在我们要同那船和那船上的全体海员告别了，我们理所当然要思索一下该怎样报答那两位人，正是由于他们及时的关照，人家想在柬埔寨河上对付我们的计划才被我们获知。他们实实在在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完全理应接受我们的报答；然而也要顺便提一句：同时他们也是两个无赖；由于他们起初相信我们是海盗的流言，也相信我们确实是驶了别人的船逃跑的人，因此他们来找我们，不仅是要对那个对付我们的计划加以破坏，也是想同我们一道出海去干海盗的勾当；他们其中的一个人直言不讳地说，不是什么别的动机促使他这么做的，而只希望在海上耀武扬威；尽管如此，他们仍是帮了我们天大的忙，因此正像我当初答应他们的报答，找先是履行了他们的说法，吩咐付给他们以前在他们船上的未付工资；除此以外，我又分别额外赠送了他们两人一些金币，这使他们异常高兴；然后，由于船上的炮手现在已荣任二副兼事务长，我就任命那英国人当炮手，还任命那荷兰人当水手长；因此他们喜出望外，由于他们俩既是身体强壮的汉子，又是能耐非凡的海员，后来都有了上佳的表现。

现在我们已站在中国的土地上了。当初在孟加拉之时，我只要舍得花钱，早有千百条道路回国了，但我已经觉得自己流落在遥远的异乡，回到祖国无望；现在我离故乡又远上了大约三千海里了，什么回家的前景都破灭了，任我采取什么办法都不得逞，那我还抱什么幻想呢?我们在这方面惟一的希望就在于：再过四个月左右，又将有一次大规模集市在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举行，那么我们或许能买进这个国家的各种产品，说不定还能找到一条人家愿意售出的东京湾来的船或中国帆船，这样我们就可以装上我们的货物，乘船想上哪儿就去哪儿。我十分赞同这个计划，于是决定等待；而且，我们为人并不令人讨厌，因此如果有荷兰船或者英国船只来的话，我们也可能有机会找到人家载上我们和我们的货物，将我们载到离英国更近的印度某个地点。

我们怀着这样的希望，在当地滞留下来；但为了散散心，我们旅行了三两次，目标是这国家的内地。第一，我们花了十天时间去了南京城，它真是一个值得一观的城市，别人说有一百万居民住在城中；这个城市造得很正规，所有的街巷笔直如一，而且到处是一条条十字交叉的街道，看起来使城市的轮廓美观异常。

然而我把这地方贫困的老百姓与我国的稍加比较的话，看看他们的房屋、衙门、生活方式、财富、宗教和某些人所说的繁荣，说句实话，我觉得不一定值得耗费时间在此一提。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对这里的壮丽和富足、礼仪和浮靡、衙门和政体、生产和贸易，还有这儿老百姓的言行举止，都感到万分惊奇；倒不是其本身值得人家惊奇，或者说值得人家给予哪怕一点的重视，而是对那些地方的低俗残忍，对那里普遍存在的愚昧和野蛮有了真切的印象，因此没想到遇上反差如此强烈的事物。

否则，他们那些建筑同欧洲的宫殿和宫廷建筑作比较，又有什么大惊小怪呢?同英国、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的世界性贸易相比，他们的商业活动又算得了什么呢?同我们的城市在实力、财富、艳丽的服饰、富丽堂皇的家具以及城市本身的变化相比，他们的城市也不过如此吧?他们那港口停泊的区区几艘大小帆船，又怎么能与我们海上交通所有的商船队和强大的海军相抗衡呢?他们半个庞大帝国的贸易额还不及我们伦敦全城的贸易额；中国所有的船舶，只消一艘配备了八十门炮的英国、法国或荷兰的战舰与之较量；不过，他们的贸易、他们的巨额财富、政府的权威和军队的威力或许还能让我们产生一点意外，由于我已说过，考虑到他们信仰的是多神教，因此我们才对这些情形颇感意外；这确实非常有利于他们，于依我们眼中看起来强大和伟大；事实上，那本身也没什么可值得吹嘘的了，由于对于他们的军队，同样适用我对他们的船舶所下的评语；如果说要围攻佛兰德的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或者要一支攻击方面训练有素的军队，这个帝国即使能把二百万人的全部武装力量全投入战场，那么除了使自己挨饿、使国家破产以外，并不能有什么大的作为；要想抵挡住中国所有的骑兵，只需一支精锐的法国骑兵或一只套上半身销甲的德国骑兵；他们即使有百万之众的步兵队伍，只要包围不住我们的步兵队伍，那么尽管他们在数量上是我们的二十多倍，但却抵挡不住我们步兵队伍的进攻；不仅如此，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指挥得当，三万名的英国或德国步兵，伙同一万名的骑兵，就能把中国的全部军队击败。另外，在我们攻城和守城的技术上，在我们城市的防御上，情况也大同小异；在欧洲军队的攻击下，中国没有一座设防的城市能够坚守一个月的；反过来说，全部的中国军队无论如何也攻不下敦刻尔克这样一个城市——只要城里的人不缺粮——对，哪怕是被围攻达十年。当然他们也有枪炮，但那些枪炮质量粗劣，发射谬误太多；而他们火药的爆破威力也不够。他们的军纪松懈，进攻不能出奇制胜，退却则溃不成军；因此我不得不承认，回到国内后，我听到人们说起中国人民的强大昌盛、光辉灿烂的诸多方面以及贸易之类的，总是惊讶万分；由于我亲眼所见，他们似乎是一批肮脏而又无知的人，而且组织无度；若非同莫斯科的距离远得令人几乎难以想象，假若不是俄罗斯帝国同样不中用、落后和不善管理，那么中国人民就很有可能被一举征服，被俄罗斯帝国的沙皇轻而易举地赶出自己的国家；现在沙皇势力与日俱增，假若他当时朝这里进攻，而不是去攻打好战的瑞典人，同时如人们所言的那样确实提高了战术水平，那么只须欧洲列强中没一个妒忌他或阻挠他，或许他现在已登上了中国的皇位，而不至于被瑞典国王击败于纳尔瓦〔纳尔瓦位于今爱沙尼亚境内，位于纳尔瓦河同芬兰湾的入口附近〕——当时前者的人数足足是后者的六倍。他们的贸易、航海和农业，如同他们的豪华排场与实际国力一样，与欧洲国家相比，也是华而不实的；另外，他们在学术上、知识上、科学技术上表现得十分落后，尽管有什么天体仪或地动仪的在他们手中，知道数学的一点皮毛，便自以为比世上的任何人都懂得要多，但他们对大体的运动知识近乎无知，而他们的普遍子民的愚昧更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以致于日食出现了，他们便以为是一条大龙在进攻太阳，要抢走太阳，于是全国上下纷纷鸣锣击鼓，闹成一片，想借此把那恶龙吓走，这情况同我们把一群蜜蜂轰进蜂箱差不多。

我也是惟一的一次在叙述自己的全部旅行中出现偏离正题的情况；这不于我的事，同我的计划也毫无关系；只是我这种浪迹天涯的冒险生活独一无二，多少变迁尽在眼前，而后来人或许很少能有类似的见闻，因此我就记下这段见闻；我将尽量提起我要经过的不同一般的地方、荒漠地带和人口稠密的居民区，要提也只提起那些同我这故事有关的，而且我同它们的关系使我并非没有必要作这种安排。根据我的大致估计，这时我正好在中国的中心地带，大约在北纬三十度左右，由于我们返回了南京。说句心里话，我对北京城怀着强烈的要看一看的愿望，我曾听到过许多关于这个城市的介绍，而西蒙神父又每天纠缠着我，让我去一回。最终，终于那位从澳门来同他一道前往的另一位传教士来了，他的启程日期也便定下来了，这时我们决定是去还是不去便提上了日程表；我推给我的合作伙伴，授权他全权决定。他最终决定去，于是我们也得准备这次远行了。我们出发的时机十分凑巧，我们可以无需打听前方的路线；由于我们获准跟在一个清朝官员的随从队伍里，这官员是当地抚台甚至总督一级的省一级封疆大吏，他神气活现，高高在上，一路上随从如云，老百姓得一一供奉他用品，有时候，百姓就由于不得不向这群路过的官僚和他们的随从供应食物而一贫如洗。我们是跟他的行李一道走的，我在旅途中特别注意到的一点是：当地人就由于我们名义上是那个清朝大官手下的人，他们便向我们和我们的马匹都供应了充足的食物，但我们得为我们所得到的每样东西付钱——标准是按当地的市价——由那位大官的管家向我们按时收取；自此，虽说我们跟着那大官的随从们旅行这一遭给了我们许多方便，但对他而言，并没有对我们施加了什么大恩惠，而是为他自己大捞实惠，由于在其随从们保护下同我们一起走的，还有额外的三十多人——当地的百姓无偿地提供给他一切吃的，而他反过来向我们收取食品钱。

我们花了二十五天走完去北京的路，所过之处人口密集得无与伦比，但在我眼里，那里的耕种情况并不乐观；尽管人们吹嘘这儿的人民刻苦勤劳，但这儿的农业凋敝，经济落后，生活悲惨；我是相对于我们自己国内的情况说他们悲惨的，那些可怜的老百姓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自然不会产生如此念头。那些百姓的自尊心也十二万分强烈，只有他们的贫穷才能够超过这种自尊心而已，这在某些方面更增添了他们的可悲性（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不禁涌上这样的想法，那些美洲尚未开化的土著人，比起这些百姓中的一些极端贫穷的人来，日子过得也要幸福得多，由于他们不名一钱，当然也就一无所求了；然而，后者在总体上说，在许多方面只是些穷鬼和卑贱低微的人，却目中无人，自高自大，真是没有笔墨能够描述这种装富摆阔的情况；他们还在只要情况允许的情况下，都喜欢蓄养大量奴婢，这既万分可悲，又遭到全世界人们的蔑视——他们自己除外。

我得承认，我以后在那沙漠和鞍按地区〔这里鞑靼地区指的是中世纪受蒙古人统治的东欧直至亚洲的广大地区〕的辽阔荒原里旅行时，那惬意的感觉也尤胜这儿，然而这儿的路建得格好，而且保护措施也好，对旅行者来说也十分便利，然而看到那些无知透预而又愚昧至极的人竟然如此自高自大，傲慢无礼，真让我难受得到了顶点，我的朋友西蒙神父和我碰到这种情况时，看着这些穷要面子的人，常觉得十分可笑。比方说，在距离南京城三十英里的地方，经过一个西蒙神父称其为乡绅的屋子时，这屋子的主人起初很赏脸地陪着我们骑马，大约走了两英里；他简直采取的是堂·吉河德式的骑马方式，是一种穷得要死而又极讲排场的格局。他的服饰十分适合意大利即兴喜剧中那种胆小又好吹牛皮的角色穿，换句话说，十分适合小丑的角色穿。

那是件脏到极点的白布衫，大得晃晃****的袖子上还饰有流苏，差不多每一面上都开了叉了；塔夫绸的背心穿在这件白布衫的里面，油腻得像是肉贩子穿的，这证明了他这位老爷一定是位卓绝的邀遏种。

他骑的是一匹饿瘪了肚子的可怜畜生，这马路也走不稳，后面还跟着两位替他赶马的家奴；他手执鞭子，随着家奴在去面打马的频率敲着马头；他就这样在我们边上带着十一二个家奴走了过去，从城里前去他位于前方一二英里外的田庄。我们慢慢走着，但这位乡绅般的人物催命似地向前赶着路，把我们远远甩在后面；我们歇在一个村子不过个把小时，吃了点点心，路过那位大人物的田庄住宅时，我们看到他正在大门内的一个小院子里大吃大喝，这院子也不逊一个花园，但极容易看见他；然后我们知道，我们越是瞧他，他就越是自鸣得意。

他坐在一棵类似小棕相的树底下，避开了偏向南面的太阳，但一顶大伞还是撑在树下，使那地方看起来倒还挺不错。肥硕臃肿的他，懒洋洋地靠在一把硕大的扶手椅上，还有两个女仆把肉食送到他面前，另外他还有两个女仆，我想，很少有欧洲的绅士这样接受她们的服务，换句话说，一个在用调羹喂着这位老爷，另一个则一手端着碟子，一手擦去粘在这位大人阁下胡须上和塔夫绸背心上的残物。这个大胖子饭桶认为做这种生活中的琐事有失他尊贵的身份，其实连帝王也宁可自己动手做这事，而不愿让外人来插手，由于让别人做究竟不能称心如意，反倒麻烦不断。

这时我想到，多么大的代价由这些爱好虚荣的人们付出，而对于一个有判断能力的人来说，如果不好好控制这种自高自大的脾性，将会带来多大的麻烦。我们冷眼看他，使他很是自鸣得意，竟认为我们是在羡慕他的豪华生活，而在我们眼中，他是多么的可悲而又可笑；然后，我们把他撤下，自顾自向前赶路，只是西蒙神父十分好奇，想要再停留一刻，以便了解一下这乡下地方官排场十足吃着的是什么佳肴，由于他荣幸之至地也尝到了一块；在我想来，这不过是用米熬成的糊糊，再往里面添一大块蒜头另加一小袋青椒，外加一种十分像我们吃的生姜一样的当地植物，只是它闻上去有点缀香的味道，而吃起来却有点芥茉的滋味；所有这些拌在一块，还添加了块小小的瘦羊肉在内，生火一道儿煮了起来，这即是我们这位大人阁下的美味佳肴了。还有稍坐远一点的四五个奴仆侍候着，我们猜想，他们在主人吃饱喝足后再吃那残羹冷炙。

至于我们在其庇护下一道前去的那位大员，凡是他抛头露面的时候，他手下的那些爷们总前呼后拥地围着他，排场之大不亚于一位帝王，因此我只有站得远远的，才能有幸见到他。然而我观察到这一点：他的随从队伍中挑不出一匹像样的马，而且依我看来，就连在英国替人家运什物的驮马也远比这群马强；当然，作出正确的判断也不易，由于有马衣什么的，还有马具和马饰等等被在那些马身上，当它们走的时候，我们除了它们的脑袋和脚之外，难得窥见其他的部位了。

现在我的心清轻松愉快，我提到过的那些困难和麻烦早已烟消云散，既然烦恼人的事不再存在，那么我的这次旅行就令我感到万分惬意；此外，也没有什么倒霉的意外事故找到我们的门上，只是有一次涉水过河时，马不小心一个失足，使我“离开了那里”——这是他们的说法，意思是我跌下了马背。尽管那里的水并不深，但我还是逃脱不了全身湿透的命运。现在我提起这件事来，是由于这一事故令我的笔记本遭了殃，而恰在那本子上我记着一些应该记下的地名和人名，而事后又忘记对那笔记本作一番好好的收拾补救，结果那些纸张都发霉了，导致上面的字后来都难以辨认了，于是，这次旅行中到过的许多地方我便叫不出了，这实在是我莫大的损失。

我们终于抵达了北京。这个时候，我身边没有外人，只有一个我那船长侄儿派来侍候我的年轻跟班，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忠实可信，做事勤勤恳恳的人；我那合作伙伴除了一个同他有亲戚关系的跟班以外，也无别的随从。至于那位葡萄牙老领航员，由于他十分想瞧瞧皇宫，我们便仍然邀他一同前来并担负起了他的全部费用；他懂得汉语，还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还稍会一些英语，因此还可以充当我们的译员；说实话，这老汉无论到哪里，对我们来说都是位必不可少的有用之才；由于我们在北京住了不到一个星期，他却笑呵呵地来了，“喂，英国先生，”他说道：“我要告诉一件令你昕了开心的事情。”“令我开心?”我问道，“那会是什么事呢?我不知道在这地方还会有什么事会使我开心或伤心，一点也不会的。”“会的，会的，”老汉用断断续续的英语说道，“令你开心我伤心。”我惊问道：“凭什么会令你伤心呢?”“由于”他回答说，“你们走了二十五天的路才带我来到了这里，却要留下我一个人返回；以后我可怎么回我那港口——没有马，没有船，没有匹丘思?”——他是这样称呼钱的，算是拉丁文的发音，他常讲这种似是而非的拉丁语，我们听了都忍不住发笑。

总而言之，他告诉了我们，说是北京城里有个由波兰和俄罗斯商人组成的庞大旅行商团，现在正在忙着准备，随后四五个星期内启程走陆路到俄罗斯去；他预料到我们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跟同他们一道前去，而留下他一人回去。我承认，这个意外的好消息令我大为惊喜，竟然好长一段时间无话可说了，可最后我终于开口对他说：“你怎么知道这事的?你有把握消息准确无误吗?”“有把握的，”他说道，“今天上午我在街上碰到位老相识，这亚美尼亚人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这次打阿斯特拉罕〔阿斯特拉罕是俄罗斯西南部的城市，位于伏尔加河三角洲〕那儿来，本计划到东京湾去——我起初就是在那儿认识他的——可现在又改变了主意，决意随这旅行商队到莫斯科去，之后再从伏尔加河顺流直下到阿斯特拉罕去。”“好吧，先生，”我说道，“别担心，我们不会撇下你让你一个人回去；如果说，这是我回英国的方法，那么你既然还要到澳门去，那不是你的错还是谁?”于是我们商量着下一步的行动，我还询问了我的合作伙伴，询问他对老领航员的这条消息抱何想法，以及他的业务能否与这情况相配合起来。他告诉我，反正我怎么办，他也照办无误；由于他早在孟加拉就安排好了他的业务，并且把自己的财产托付给了可靠的人，因此我们一路平安无事地来到这里之后，如果采购一些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回去，那么他可以放心大胆地直接取道英国，之后再搭乘东印度公司的船回孟加拉。

我们决定了这个想法之后，又决定：如果我们的葡萄牙领航员愿意同我们一起走，那么，我们就负担他一路上的全部费用，至于他去莫斯科还是回英国悉听尊便；事实上，我们这么做还算不上十足的慷慨大方，如果度量一下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我们还得好好酬劳他一番呢；由于他不但在海上为我们领航，上岸后还出力帮我们拉生意，光是找来那个日本商人就为我们的腰包里添上了成百上千个英镑。因此我们商量了一下这件事，双方都乐于报答他，觉得如此做也不过是依公道行事罢了，另外，我们也万分希望有他作旅伴，由于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个最符合形势需求的人儿；于是我们商定，我们两人各付他一些金币——据我算下来，总额相当于一百七十五镑左右——此外还负担他和他的**坐骑一路上的全部开支，然而替他驮货物的那匹马排除在外。我们两人定下了这事之后就请他来，告诉了他这个意思。我告诉他，他曾前哈着说我们情愿让他一人回去，可现在我却要告诉他，我们决定他已完全没必要回去了，由于我们既打定了主意同那个旅行商队一道去欧洲，也决定了请他作我们的旅伴；而现在请他来，是想征求一下他的想法。他摆了摇头说，这条路线过长，他也缺少匹丘恩作旅费，就算到了那儿，也缺少匹丘恩维持生计。我们告诉他，我们考虑到的情况也确是如此，正由于如此，我们已决定要为他效点劳，让他知道我们非常欣赏他曾为我们出过的力，同时让他知道我们彼此之间相处甚好，意味相投；然后我告诉他，我们已决意在那儿就付给他现款，任他来花这笔钱，就像我们爱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一样；只要他愿同我们一路去，至于他路上的开销，都由我们包下了，不管他是要去俄罗斯还是去英国，我们都一路包到底（只是不能向他下保证他的性命无碍或是不出意外），他惟一的花费是用在他自己的货物的运费上。

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提议，说是愿意和我们走遍全世界；于是我们紧锣密鼓地为这次旅行作起准备来。当然，其他那些商人的情况同我们也大同小异；他们也要作大量的准备工作，结果，等到万事齐备，花费的时间不是五个星期这么少，而是四个余月之多。

这是在我们的阳历二月初，我们从北京启程了。在此之前，我的合作伙伴和老领航员就匆匆忙忙地走了一趟我们起先到达的港口，目的是处理我们留在那里的一批货物；而我则伴同一个在南京时就有往来关系的中国商人——他因自己的事也来到了北京——一道儿去了南京，购进了二百来匹多种上好的丝绸和九十匹锦缎，其中一部分还是绣金的，而且在我的合作伙伴回来时，我把这宗货物也全部运到了北京；除此以外，我们还购进了数量十分庞大的生丝和其他各种货物，单是这些货物的价值就达到了三千五百镑左右；此外还有茶叶和部分细布，外加三只骆驼驮的丁香和肉豆蔻，除开我们骑的骆驼，单单是驮我们的那批货物，就花了十八头骆驼之多；除此之外，我们还动用了两三匹备用的马，两匹驮运吃食的马，总而言之，跟着我们一起的骆驼和马共有二十六匹之多。

我们这支队伍声势浩大，据我现在回忆，总计共有人数达一百二十名以上，骆驼则在三四百匹，而且我们的武装精良，可以应付一切突发事件，由于这里的沙漠商队会受到拨靶人的袭击，就像近东的沙漠商队会受到阿拉伯人攻击一样；然而总而言之，他们没有阿拉伯人那么危险，而且得手了之后也不及他们凶残野蛮。

有好几个民族的人组成这整支队伍，这其中有六十个左右是莫斯科的商人或居民，但其中有一部分是科沃尼亚人（科沃尼亚为波罗的海北岸，立陶宛以北的地区，即现今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尤其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其中还有五个英格兰人，看起来他们在做生意方面经验丰富，而且资产丰厚。

我们走了一天的路程之后，所有的商人们和先生们被总人数为五人的向导邀请着聚到了一起——也就是说，除了奴仆之外的全部旅客——按他们的话来说，召开个大会。每个人在会上，都须交出一定数额的钱，放在一起，以便在路上购买不可或缺的饲料，由于有些地方尚且买不到这些，同时这笔钱也是供给向导和购买马匹之用的；然后，按照他们的意见，他们组织了一下这个旅行商队，也就是指定一定的人担任领队什么的，便于在我们受到攻击时召集起我们来并发号施令，而且还规定了轮番执行的规定，使每个人都能轮上发号施令；而且我们后来在旅途中发现，确实有必要把我们组织得这样井井有条，而绝非多此一举，以后自会看出这一点。

在中国境内的这段路上，只见人口密集，多的是那种为制作瓷器而搅和黏土的陶工和捣泥工。而在我一路走的时候，我们那葡萄牙领航员总是说东道西的给我们解闷，一次他笑着走过来对我说，他要我看看这整个国家里最珍贵的东西，说是在我讲过中国所有那些不妙的事情之后，我也该说说中国的这件事，由于我看到一件在世界上任何其它地方都看不到的东西。当时，我急于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他最后告诉我说，那是一位很有地位的人的房子，那可全是用中国瓷造的。“哦”，我应道，“难道他们不用自己国家制造的材料造房子?不都是中国制造的，不是这样的吗?“不”，他回答道，“我的意思是，造这房子用的全是中国瓷，就像你们英国和我们葡萄牙所说的瓷器的瓷一样。”“哦”，我说，“这样的事例也是可能的。这有多大呢?我们能不能把它装进箱子里让骆驼运走?如果能的话，我就买下它。”“让骆驼运走?”老领航惊讶地举着手说，“唔，那里面住着一家三十口人呢。”

这倒是真让我感到奇怪，想去开开眼界；但到了那儿一看，无非是这样：这也是用木头盖的房子，或者用我们英国的说法，无非就是用木板条和灰泥盖的；不过这层灰泥确是瓷的——就是说，那层灰泥用的是制造瓷器的劲土。

那屋外的灰泥上过釉，经火辣辣的太阳曝晒以后，看上去光亮洁白美观，而且还有蓝色的图案，就像英国瓷器上画的一样；这层灰泥非常坚硬，就像是在客中烧过一样。至于房子的内部，四面墙上用的不是护墙板，而是很坚硬的花砖，像极了我们英国称做瓷面装饰的小砖，他们这种花砖都是很光滑的瓷砖，上面的图案极其精致，缤纷的色彩中还有金色，而且是好多块砖才组成一个图案，但拼接的技术极高，加上砌砖缝的灰泥是用同样的新土搅制的，因此很难看出砖与砖之间的接缝。房间里的地面也是这样做成的，并且很坚硬，不次于我们英国有些地方使用的那种陶瓷地砖；尽管硬的像光板，然而没有进窖烧制过，也没有上过釉彩，只有几间洗刷室和密室之间的房间情形有些差别，那里似乎都是用同样的贴面砖铺就的；整个房子里的天花板和各处抹的灰泥都是那种劾土，而最后，在屋顶上盖的也是同样的质地，但颜色漆黑，闪闪发亮。

这真是一幢名副其实的中国瓷屋子，这样叫它完全不错，要不是随大家一起赶路，我真的会多待上几天，仔细看看它各部位的特色。他们对我说，那儿的花园里有几处喷泉和鱼池，那底部和周边部分也是用同样的贴面砖砌的；并且，在园中的小路上还有一排排的精美人像，都是用那种高岭上塑制而成的，再把它整个放进窖里去烧好。

这是中国的一件奇事，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承认他们在这一方面高人一筹，但我可以肯定他们的说法是言过其实的；由于我听他们说过一些关于陶器制作的情况，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也懒得再说了，反正一听就知道不可能是真的。他们还特别对我讲了一件事，说是有个手艺人造了一条船，船上索具，桅杆和篷帆一应俱全，都是陶制的，而且这船足足可以载上五十人。如果他们对我说，那手艺人让这船下了水，并驾着它去日本航行，那么我可真的要说几句了；但实际上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总而言之一句话：很抱歉，那家伙是吹牛——因此我一笑了之，没有对此说出什么话来。

由于我去看了看那所特别的房子，以致于我落后于整个商队两个小时，因此，那天的领队罚了我大约相当于三个先令的钱，他还对我说，现在是在关内走了三天的路程，如果要是到了关外走三天的路程，他一定得罚我相当于四倍数目的钱，并且要我在下次开会时向大家道歉。我答应以后一定规规矩矩；直到后来我才发现，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要大家遵守集体行动的规定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