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完成的《第四交响曲》创作象是一朵盛开的鲜花,蕴藏了他一生中的这些平静岁月的精华。人们从中准确地发现,贝多芬那时正在努力地把自己的才华与广大群众在前辈们所传下来的形式中认同的东西协调一致。爱情的力量使他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赛弗里德和格里尔巴泽说,他兴趣广泛,心情开朗,幽默风趣,待人接物彬彬有礼,胸怀宽大注重仪表;他在迷惑他们,以致未能察觉他的重听;他们说他身体善特良好,只是有点近视而已。梅勒当时为他画了一张肖像,其神态也是带有一种浪漫的高雅、稍微有点的不自然。贝多芬希望世人喜欢,并且知道自己已获取了欢心。狮子在恋爱:它把自己的爪子藏起来。但是,人们在他的眼睛里,甚至在《第四交响曲》的梦幻和绵软之中,仍感到那可怕的力量,那任性的脾气,那愠怒的俏皮话。
这种深邃的平静只是短暂的;但是,爱情的温馨影响却一直延续到1810年。显而易见,只因为这一影响贝多芬才获得自制力,使他的才华结出了最壮丽的果实,诸如:那古典悲剧《第五交响曲》;夏季的一天那神圣之梦——《田园交响曲》(1808年);还有那《热情奏鸣曲》,那是受到了莎士比亚的《暴风雨》的启迪写成的,他认为那是他作品中最强劲有力的奏鸣曲,是题献给泰蕾兹的哥哥的,发表于1087年。他把充满梦幻和畅想的奏鸣曲(作品第七十八号,1809年)题献给了泰蕾兹。并将一封没有日期的信,写上“致永远的爱人”,与《热情奏鸣曲》一样,表达了他炽热的爱情:
“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有许许多多要对你说的话语,完完全全地把我的心填满了……啊!不论我在什么地方,你都近在我的身边……当我想到我最新的消息无法在星期日之前让你知晓时,我哭了。——我爱你,就像你爱我一样,但我的爱更强烈……啊!上帝!——没有你的日子里,那是什么样的日子啊!——这么地近,却无限地遥远……我的思绪涌向你——我永远的至爱,那思绪有时是快乐的,剩余的就是忧郁了,在向命运发问,问它能否接受我们。——我只能同你在一起才能活,否则我就活不成……另外的女人绝不会走进我的心中,绝不会!——绝不会!——噢,上帝!为什么相爱的人儿要分离?可是,我现时却过着忧愁的日子。你的爱使我成了男人中最幸福又最不幸的男人。……稍安勿躁……安静下来——爱我!——今日,——昨日,——多么迫切的渴望、多少热泪抛向你!——你——你——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别了!——啊!继续爱我吧,——永远也别让你亲爱的人的心受到误解。——永远忠于你——永远忠于我——永远忠于我们。”
是某种神秘莫测的原因阻碍了这两个相爱之人的幸福?——也许是没有财产,条件的差异。也许贝多芬对于那份被迫的温长等待,对让他保持爱情的秘密屈辱而引起反抗。也许粗暴、染病、愤世的他在无意中也使他所爱的女人感到难过,而他也对此感到希望灭绝。——婚约毁了;然而双方似乎都铭记着这段爱情。直到她生命的最终(她只到1861年才去世),泰蕾兹·德·布伦威克仍爱着贝多芬。
1816年,贝多芬说:“每当我想起她时,我的心就如同初次见到她时激烈地跳动。”就在这一年,他创写了六支乐曲,名为《献给遥远的爱人》(作品第九十八号),生动真切,感人深邃。他在笔记中写道:“一见到这个可心的人儿,我便心情激**,然而她并不在这儿,不在我的身边!”泰蕾兹曾把自己的肖像送给贝多芬,并题献云:“送给奇有的天才,伟大的艺术家,善良的人。泰·布赠。”在贝多芬的晚年,一位友人发现贝多芬孤身一人地抱着这幅肖像哭天抹地,并如习惯的那样大声说着:
“你如此美丽,又如此地伟大,宛如天使一般!”那位友人悄然离开,稍后重新返回,看见他坐在钢琴前,便对他说道:“我的朋友,您今天的脸色非常和善。”贝多芬回答道:“那是因为我的天使来看望过我了。”——创伤是很根深蒂固的。他自言自语地说:“贝多芬是多么可怜呀,在这个世界上你的幸福是不存在的。你的朋友只有在理想的境界中才能找到。”
他在笔记中写道:“屈服,深深地屈服于你的命运:你现在不再为自己而生存,只能是为他人而生存;对于你而言,只有在你的艺术中才有幸福了。啊,上帝,赐给我力量吧,让我战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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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把他抛弃了。1810年,他又孤单一人了;但是,光荣来到了,而且他感到浑身也充满了力量。他正值壮年。他随意地发泄着自己那暴躁和粗野的脾气,对人言、习俗、社会等等一切都全然不顾。他有什么可顾忌或敷衍的?爱情不再,雄心已无。唯有的就是他的力气了,力的欢乐和消耗,几乎是在滥用它的需要。“力量,那是起出于常人的人的精神!”他又开始衣衫不整了;他的行为举止也不再如从前那样有所收敛。他知道自己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讲话,甚至对崇高的人物。1812年7月17日,他写道:“在我所承认的高贵的标志中,也许就只有善良了。”那时见过他的贝蒂娜·布伦塔诺说:“他对自己的力量的体味超过任何一个皇帝,任何一个国王。”她被他的威力所慑服。她在写给歌德的信中说:“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不存在了,贝多芬让我忘记了世界,也让我忘记了你,啊,歌德……我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我觉得此人远远地走在当代文明的前面。”
歌德想要同贝多芬成为朋友。在于1812年他俩在特普利兹的波希米亚浴场相见了,但却难以打成一片。贝多芬对歌德的才华大加褒扬;但是,他过于自由、过于暴躁的性格,与歌德的性格难以共处,当然难免会伤害后者。他讲述了他俩一起散步的情况:这位傲大的共和派把魏玛大公的枢密参议教训了一通,使后者永远不原谅他的过失。
“君主们和亲王们造就一些教授和机要参议并非难事;他们只要把各种各样的头衔和勋章送给后者就可以了;但是对于造就伟大的人物和超脱于庸俗社会的心灵,他们是难以办得到的;——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的人在一起时,这帮大人先生们应该感觉到我们的伟大。——昨天,在回去的途中,我们和全体皇族碰面了。在很远的地方就看见他们了。歌德便摆脱我的手臂,立于大路旁。我对他说了我想说的全部的话,却是白费口舌,也未能让他多走一步。于是,我使劲压低帽子,扣上外套上的钮扣,倒背着双手,钻进拥挤的人群中去。亲王们和朝臣们排队恭迎;太子鲁道夫脱帽向我致敬;皇后娘娘先向我打招呼。——大人物们与我都很熟悉。——我觉得很有意思地看着皇家车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在路边站立着,身子弯得很低,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劈头盖脸地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通……”
歌德对此也永远记恨于我。
1812年,在特普利兹这一时期,贝多芬只用了几个月的工夫,就把《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写成了:前者是节奏的大祭乐,后者是幽默的交响曲,他在这两部曲子流露得最自然,正如他所说,是最“放松”的,带有欢乐和疯狂的激越,出乎意料的对比,令人惊讶的、雄壮的机智,使歌德和泽尔特如巨人似的惊惧爆发,并在德国北方流传说,《第七交响曲》是出自一个酒鬼之手。——不错,是出自一个醉鬼之手,但他是陶醉于力的天才。
他自己也说:“我是个酒神为人类酿制玉液琼浆。是我给人们精神上的神圣的癫狂。”
我不确定他是否如瓦格纳所说,想在《第七交响曲》的末尾中描绘一个酒神庆祝会。在这首热情昂扬的乡村音乐中,我惊奇发现他那佛来米族的遗传,同样地,在以纪律和服从为天职的国家里,他那肆无忌惮的所言所行,也是其本人血统的因素。在所有作品中,都找不到《第七交响曲》中蕴藏的那么多的坦**、自由的力。这是一心为着娱乐而毫无目的地在耗费超人的精力,如同一条决堤之河的那种欢快。在《第八交响曲》中,力显得没那么雄浑,但益发地奇特,益发具有人的特点,悲剧与闹剧交错,力士般的强健与孩童般的执拗合融在一起。
1814年,贝多芬达到极致巅峰的程度。在维也纳大会上,人们把他作为欧洲之荣光。他主动地参加节日欢庆。亲王们向他致敬,而他则如他向辛德勒所吹嘘的那样,高昂着头颅地任由他们向自己献媚取宠。
他为独立战争而激动。1813年,他写了一首《威灵顿之胜利交响曲》,而在1814年年初,他又写了一个战斗合唱曲:《德意志的再生》。1814年11月29日,在君王们面前他指挥演奏了一支爱国主义歌曲:《光荣时刻》;而在1815年,因为攻陷巴黎他作了一个合唱曲:《大功告成》。这些即时之作比他其它所有音乐作品为他带来了更响亮的声誉。布莱休斯·赫弗尔以弗朗索瓦·勒特罗纳的一张素描作参考而完成的木刻画,以及1812年弗兰茨·克莱恩在他脸上拓出的脸模,都把贝多芬在维也纳大会期间的形象表现得生动逼真。这张紧咬着牙床的狮子脸、深印着愤怒和痛苦,面部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意志力,——一种拿破仑式的意志力。此人在谈到耶拿战役之后的拿破仑时说道:“太失望,我对战争不像对音乐那样运用自如!否则我将击败他!”
但是,这个世界却没有他的王国。如同他给弗朗索瓦·德·布伦威克写的信中所说:“我的王国在天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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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光辉的时刻之后却是最悲惨的时期。
维也纳从未喜欢过贝多芬。像他那种傲岸而无拘无束的天才,在瓦格纳这座特别讨厌轻俏浮华的城市里是不可能讨得别人欢心的。贝多芬总是寻找着任何可以离开它的机会;将近1808年,他急切地希望离开奥地利,前往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热罗姆·波拿巴的宫廷。但是,维也纳的所有地方都跑跃着音乐的源泉;我们也必须坦诚地首肯,维也纳似乎始终有着一些高雅的鉴赏家,能感觉出贝多芬的伟大,以免失去他而让祖国蒙受的奇耻大辱。1809年,维也纳的三位富有贵族——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大公、洛布科维兹亲王和金斯基亲王——许诺每年给他四千弗罗林,但条件心谤腹非是他不能离开奥地利。他们说:“由于一个人只有在没有生活所迫的情况之下才能忘我地投入自己的艺术,才能创作出闪耀艺术之荣光的那些壮观的作品,所以我们决定用这种途径使路德维希·冯·贝多芬摆脱可能阻碍其才华发展的物质障碍。”
不幸的是,承诺没有完全兑现。这笔年金并未足额给付;很快就分文不给。自1814年维也纳大会之后,贝多芬的性格发生了变化。社会开始轻艺术而厚政治,意大利风吹坏了音乐的意味,而时尚则完全倾向于罗西尼,把贝多芬看为迂腐之人。
贝多芬的朋友们和保护人们,或散或亡:金斯基亲王在1812年逝世;里希诺夫斯基亲王死于1814年;洛布科维兹死于1816年。贝多芬曾为其题赠美妙四重奏(作品第五十九号)的拉美莫夫斯基,于1815年2月举行了自己的最后一场音乐会。1815年,贝多芬同童年的朋友埃莱奥诺雷的哥哥斯特凡·冯·布罗伊宁翻了脸。从此,他独来独往。他在1816年的笔记中写道:“我没有一个朋友,我孤苦伶仃地活在世上。”
耳朵已听不到一点声音。自1815年秋天起,他同剩下的那些人除了书写交流外别无其它交往。最早的谈话笔记是1816年的。对辛德勒关于1822年《菲岱里奥》演奏会的那痛苦的叙述,所有人都已知晓。
“贝多芬要求指挥总排练……自第一幕的二部起,显而易见,对于舞台上的演奏他一点也听不到。他大大地滞后了演奏速度;当乐队跟着他的指挥棒演奏时,而歌手们却全然不顾地在超前。于是乎,一下子全没有了头绪。平常的那位乐队指挥乌洛夫建议略休片刻,但并未说明原由;同歌手们交谈了几句之后,演奏重新开始。于是又出现了同样的混乱。演奏必须再次停止。很显然,贝多芬无法再继续指挥演出了;但又如何同他讲呢?没有人忍心对他说:‘可怜的家伙,退下吧,你无法指挥了。’贝多芬焦急,烦躁,来回张望,努力地想从不同的表情中知晓是怎么回事:但大家全都默然无语。突然,他厉声唤我。当我来到他的身旁时,他把他的笔记本递给我,示意我写。我在上面写下了这样的话语:‘我恳求您停止指挥吧;回去后我会告知您理由。’他猛地一下跳到下面,冲我嚷叫道:‘咱们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来;一进门,他就跌坐在沙发上,全身瘫软双手掩面;他就这样一直呆到吃饭。饭桌上,没法让他说一句话:一副痛苦不堪、没有一点斗志的样子。晚饭后,当我起身欲离开时,他挽留我,向我示意不愿一个人呆着。我俩分别时,他求我陪他去看那位在治耳疾方面久负盛名的医生……在我同贝多芬的整个交往中,这十一日的这一天是我见到最致命的一天。他的心灵所受的打击,直到死的那一天,他都被这个可怕场面的阴影所笼罩。”
两年后,1824年5月7日,在指挥(或者不如按节目单上所说,“参与音乐会的指挥”)时,他压根儿就没有听见全场向他发出的一片喝彩声;直到女歌手中的一位拉着他的手,让他面对观众,他这才突然发现观众全体起立,挥舞着帽子,拍着手。——1825年一位美国旅行者罗素看见他弹过钢琴,说当他想轻柔地弹奏时,琴键寂然无声,在这静寂之中看着他脸部激动的表情和那抽搐的手指,真令人无限伤感。
他把自己孤立了起来,离群索居,只有从大自然中寻找一点慰藉。泰蕾兹·德·布伦威克说:“大自然是他惟一的知心朋友。”他把大自然当作避难所。1815年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来没见过有人如他那样地对花草、云彩、自然满含热情:他似乎依赖着大自然而生存。——贝多芬写道:“世界上找不到像我一样地喜爱田野的人……我对一棵树胜过对一个人的喜爱……”——在维也纳,他每天都沿着城墙遛一圈。在乡间,他常独自散步,从黎明到夜晚,光着脑袋,冒着烈日或风雨。“全能的主啊!——在树林里,我好快乐,——在树林里,我很快乐——每一棵树都在将你的话语传达。——上帝,多么地灿烂!——在这些树林里,在这些山丘上,——一片寂静,——为你效劳的寂静。”
他精神上的焦虑从中找到了平静。但金钱的忧烦把他弄得精疲力竭。1818年,他写道:“我几乎沦落到乞讨的光景,可我还得装出一副衣食无忧的神气来。”另外,他还写道:“在紧迫的情况下他完成了作品第一百零六号。为填饱肚子而创作真是苦不堪言。”施波尔说他经常无法出门,因为鞋子破了洞。他欠很多出版商的债,因为他的作品卖不出什么钱来。《D大调弥撒曲》预订时,只有七个订购者(可一个音乐家也没有)。他的那些精品奏鸣曲,每一支曲子都花费了他三个月的心血,但每一曲仅仅能给他换回三四十个杜加。加利钦亲王指名让他创作的四重奏(作品第一百二十七、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二),也许是他的最好的一部的作品,仿佛以血和泪谱写而成,但亲王却分文未给。在日常的窘境中,在连续不断的官司里(或因索取别人允诺给他的津贴,或因要履行对侄子——他兄弟在1815年由于肺结核死后留下的儿子——的监护权),贝多芬耗得精疲力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