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第五章 整治朝纲（第5页）

“这么说，你也知道冷?”

“知，知，知道，冷，冷……”

“嘿嘿!”朱元璋笑道，“知道冷就好。穿好衣服，传朕的口谕：所有服役的民工，一律停工回家过年。过完了年，暧和了再开工。”

“小的遵命!”常来急忙穿上衣服，磕个响头，转身跑了。

了使官吏们洞彻民间疾苦，朱元璋命翰林院编了一本《醒贪简要录》，人手一册，颁发给官吏。各级官员的品级，每个品级俸金多少，折合稻谷多少，折合平均亩产多少，需要多少亩田的收入，才能养活一个官吏，以及农民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艰辛等，书中都做了详细的记载。朱元璋亲自为该书写了一篇情真意挚的序言。其中写道：

四民之中士最贵，农最劳。最劳者何?当春之时，鸡鸣而起，驱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种，又需耕耨，炎天赤日，形体憔悴。及至秋成，输官之外，所余能几?一或水旱虫蝗，则举家追追无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艰，竟至削剥而虐害之，甚矣而无心肝。今颁此书于中外，食禄者知所以恤吾民哉!

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并提高官府的办事效能，朱元璋尽可能地压缩各级衙门及官吏的数目。据洪武四年（1371）年底统计，全国设置府一百四十一个，州一百九十二个，县一千零一十三个，共一千三百四十六个，官员四千四百九十三人。而到了洪武十三年（1380），即过了不到十年，京城六部官吏，总共剩下五百四十八人。全国文职官吏，也不过五六千人，每个县平均只养活五六个不稼不穑的官吏。

此外，对官员的俸禄，朱元璋也作了多次的修改。洪武二十五年（1392）最终定制为：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品，递减十三石。正七品至从九品递减五斗。一个正七品知县，月俸米只有七点五石，年俸九十石。从九品县主簿月俸五石，年俸六十石，只相当于一个四十亩田的农户的进益。维持一个家庭的温饱绰绰有余，要想置田殖产，生活奢华，那就非靠贪污勒索不可。

有一个故事说：宋朝有宋郊、宋祁两兄弟，双双官居一品。人称“一品大小宋”。但大宋节俭，小宋奢华。有一天，大宋听到小宋府邸里歌喧哗，就劝止道：“老弟，难道忘了我们在寒舍苦读的清苦吗?”小宋答道：“哥哥，难道忘了我们寒舍苦读是为了什么吗?”对这个不乏幽默感的故事，朱元璋深为惕厉。他知道，读书做官，光宗耀祖，锦衣玉食，是读书人的普遍心态。为了不使官员贪赃枉法。新上任的州县官员及其家属，由朝廷拨给绸绢、罗、布及路途盘费。因为新授地方官吏多为布衣，倘若不予以资助，难免侵夺百姓。预先给以补助，正是养廉之意。这样一来，既不“虚费天禄”，又使官吏们衣食无忧，一心为朝廷管好百姓。朱元璋知道，要想让官场清水泠泠，官吏们不贪不占，个个两袖清风，并非易事。

为此，凡是要求臣下做到的，朱元璋都尽量自己先做到。他在遍施激劝、约束、警诫等手段之外，大力推行严刑峻法，不惜在贪官污吏的脖子上，横上一柄利剑!

为了加强对官吏激劝、约束，朱元璋命令对官员进行认真的考核。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考语分称职、平常和不称职三等。称职者升，不称职者降，平常者复职或平调。洪武十八年（1385）对全国四千一百一十-七名地方官进行了全面考核。结果是：称职的四百三十五人，不称职的四百七十一人，平常的二千八百九十七人，贪污的一百七十一人，茸（没有办事能力）的一百四十三人。称职的只占百分之十强，足见考核之严格。

除了一般考绩之外，还有一些特殊规定。地方官每隔三年，要入京朝觐，向皇帝述职。除了皇帝亲自接见外，照例还要赐宴。考核称职的，赐宴时坐着吃，平常的，有宴无座——站着吃，不称职的，无宴无座，排着队守在门口，看着人家吃。等到里面酒足饭饱退席后，方许离开。凡是称职而又做了好事的，把事迹书写在家乡的“旌善亭”里;做了坏事的，则书写于“申明亭”。让父母妻子荣辱与共，让家乡百姓传美传刺，口赞口泯。为了同样的目的，还在犯罪留职、复职官员家庭的大门上，张贴过错事实，以示警诫和惩罚。对于廉洁的官员，则赐米赐绢，鼓乐开道，极力张扬。廉洁的官员，即使有过失，甚至犯了法，也常常获得减刑或赦免。有的已经逮捕入狱，因为地方百姓群起吁请恳求，也可得到复职。真正做到了赏罚分明。

不仅如此，朱元璋开风气之先：不仅鼓励百姓监督本地官员，还准许民告官，甚至可以捉拿贪官污吏!自布政司至府、州、县衙门，倘若违反朝廷的规定，巧立名目，害民取财者，准许境内耆宿人等，会同乡村百姓联名赴京状奏。一旦查明属实，立即严厉处罚。这样的严厉治吏，可以说是开历代风气之先。在御制《大诰》中，朱元璋信誓旦旦地保证：

自今以后，若欲尽除民间祸患，无若乡里年高有德人等，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岁终议赴京师面奏：本境为民患者几人，造民福者几人。朕必凭其奏，善者旌之，恶者移之，甚者罪之。呜呼!所在城市乡村耆民人等，肯依朕言，必举此行，即岁天下太平矣。民间若不亲发露其奸顽，明彰有德，朕一时难知，所以嘱民助我为此也。呜呼!君子目朕之言，勿坐视纵容奸恶患民。故嘱。

按照历代惯例，只有皇帝命官吏监视百姓，治理百姓。现在却是皇帝请百姓监视官吏，评论官吏，告发官吏。有冤情的官吏，也要由百姓辩诬保全。而且仿佛在哀求百姓：“助我为此”——不是命令，是帮我个忙呀!诚恳、谦逊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廓清吏治，保护百姓，朱元璋可谓是煞费心机!为了防止官吏对农民的敲诈勒索，他对官吏的活动定了很多限制。严厉禁止乱摊派，乱苛敛。哪些是百姓应该负担的，哪些为朝廷法度所不允许，统统公布给老百姓。再有额外苛敛，准许百姓对官吏进行告发和扭送。连官员进京朝觐和出公差，按规定给予的路费补贴，也向老百姓公开宣布。

无奈，百姓怕官，官欺百姓，乃是几千年沿袭下来的传统痼疾。积重难返。仅凭几道命令、几纸皇帝的诏书，一时难以奏效。为此，朱元璋又作出规定：严禁官吏、皂隶下乡。如有擅自下乡扰民，准许百姓捉拿赴京。为了防止有人假冒衙门公差到乡下扰民，命令各布政司、府州县衙门，将各自吏员、皂隶的人数、姓名，张榜公布，务使周知。对百姓有公务差遣，必须将所差遣人的乡村、姓名书写到“唤民牌”上，由吏员、皂隶持牌下乡传唤。若三牌而民不至，方许遣皂隶前往勾拿。拿到之后，必须问明不至的理由。如果他们是单夫只妻，为生计而远出，或近处有急事要办理，则非民之罪。若加以罪，则属有司故意虐民!

在可能故意虐民的衙门里，朱元璋认为首恶者就是胥吏。因而他对胥吏的态度，是极其严酷的。

在元代之前，官和吏是不同的。官，是有品级的人；吏，则是各级衙门的具体办事人员。称为吏典或胥吏。在府、州、县，都设有与吏、户、礼、兵、工、刑六部相对应的六房办事吏。大小公事都要经过他们的手，许多贪赃枉法的事，就是他们亲手策划的。这是一个特别黑暗的阶层。加之把持各级衙门实权的蒙古贵族，不谙施治之道，诸事听由吏员摆布。这就更加剧了对百姓的虐害。对此，朱元璋痛心疾首：“天下衙门，没有走卒不可，没有文书也不可。然而，良家子弟一受是役，鲜有不为民害者!”

朱元璋认为，干了胥吏这一行，心术必坏，简直是天生劣质，不可造就。视他们如同娼优惰民，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富家不得与之通婚。江西布政使李宜之，招了一个小吏为婿，便被降职三级，遣到一个边远县份当了一名主簿。当时规定，在服装上胥吏不但不能穿绸着缎，而且只能用黑色，（与衙门里最低一级的‘隶’相同，故笼统称之为“皂隶”。）除少了一条绿色头巾，与娼妓优伶的装束完全相同。

朱元璋对皂隶的偏执，与他偏激残忍的性格是分不开的。他对贪官污吏打击之坚决，刑法之严酷，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通往淮南凤阳的大路上，两行挎刀的士兵，押着长长的一队罪犯，缓缓走来。走近了才看清，犯人是被一条长绳子，像拴螃蟹似的连到一起的。他们步履蹒跚，垂头丧气，宛如被严霜打过的庄稼。大路上黄尘弥漫，每个人的肩头和帽子上，落满了厚厚的尘土。这是一群犯了贪贿罪的官员，被押到皇帝老家凤阳去服苦役的。

近年来，不断有相同的队列从这里走过，成了这条大路上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洪武四年之前，对元朝残部的战争尚在继续，朝廷抽不出更多的精力进行廉政建设。随着残元势力的消亡，经济情况的好转，贪贿之风很快刮起，而且愈演愈烈。这年三月，朱元璋发布了一道紧急警贪手谕：

元失天下，皆因官贪吏昏，崇尚虚名。朕倍尝艰辛，卓见世情。近来恶俗未移，贪贿者如蝼蚁蝇蚋，愈演愈烈，不知悔悟。自今以后，犯赃罪者，严惩不贷!

言出法随，风紧雷激。贪官污吏纷纷落网，一大批人被发配到凤阳屯种——劳动改造。到洪武九年（1376），在风阳屯种的官吏已达万余人，其中大部分犯的是贪污罪。官吏们稍有赃罪，怀中之印未暖即被逮走。官员的更替。便像飞快旋转的走马灯。结果，京城及各地衙门，官员今天补齐，明天即出现缺额。对贪贿的官员，不仅量刑奇重，而且量刑标准变动无常，往往随人而异。按《大明律》规定：犯枉法贪赃罪一百二十贯，发往北方边地充军。但有的受赃仅四十贯，即被处以流放。有的受赃一百贯，则被处以绞罪。原来规定，进士、监生初入仕途，可以三赦死罪。但合计赃钞超过四百贯，那就“仁至义尽”，非杀头不可了。无奈，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贪官污吏冥顽不灵，朝惩而暮犯者，接连发生。恼怒的朱元璋，把律令抛到一边。命令不问贪赃多少，一经发现，一律杀头，行贿者也要流放边地……

刑严法峻，仍然有闯侥幸的“机灵鬼”，法场上隔三差五，便有贪官的人头滚动。

为此，朱元璋在接见新上任的官员时，一再提出警告：“近来，天下有司频奏缺员。为何朝廷及时选补不久，有司又复奏缺?犯罪罢黜者，为何如此之众?尔等为何不将作奸之心变为行善之心?国家俸禄如井泉，汲而不竭，彼等却不思守法以保之，欺人欺天，竟为赃利。贪贿的钱就是汗牛充栋，一旦发觉，立即充公，又何必狗苟蝇营?汝等宜鉴前非，勉于为善，则永保禄位矣!”

除了坚持不懈地有案即查，有贪即惩，还搞集中打击。朱元璋亲手搞了两个震惊全国的大案——空印案和郭桓案。

牵累众多的“空印案”，发生在洪武九年。

朱元璋登基后，制定了一种月报制度，各地的户口、钱粮、学校、讼狱等，府州县要逐月统计上报。后来，由于太麻烦，洪武六年（1373）改为季报和岁报。除了逐级上报，各府州县及布政司每年年终，还要将户口钱粮等事项向户部呈报。为了表示至公无私，确凿精到，要求所有上报账目，都要精确到分、厘、毫、丝。如此胶柱鼓瑟，地方与户部的账目，很难丝丝入扣、分毫不爽。因此，遭到户部驳回的事，不断发生。各地只得在京城重新登造一次账目。这个新账，必须用原报衙门的大印。而从京城返回本地用印，有的要往返数百里、数千里，甚至上万里。不但备极辛苦，而且拖延时日。报账官吏只得带上预先盖好印章的空白文书，在京城里做账。这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并非为了贪贿，但朱元璋却认定是各地方官员和中书省勾结作弊，欺骗愚弄自己!

“哼，胆大包天!不但将朕的谆谆教诲置若罔闻，而且联手作弊，欺骗朕躬。这简直是一群奸诈赃利之徒!”他牙齿咬得咯咯响。“把有关人员，统统抓起来，立即处死。凡是参与其事的吏员，各杖一百，充军到边远地方!”

朱皇帝一言既出，上万颗人头，顷刻间无辜落了地!

空印文书的出现，是得到中书省和御史台的默认的。现在皇帝暴怒，谁也不敢站出来澄清事实。惟一敢于站出来说公道话的，是一个名叫郑士利的布衣。此公有感于许多官吏死得太冤枉，不惜冒死上书，希望澄清事情原委，为冤死者辩冤。朱元璋看了上书后，竟然被说服了，认为郑士利情真意切，有理有据。自己做得太冒失，杀害了许多无辜的官员!

朱元璋本来决定奖励这个仗义执言的布衣，但随后从中书省得知，郑士利的哥哥乃是湖广按察司佥事郑士元，刚刚受空印案牵连而死。朱元璋的态度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好嘛!朕以为这个郑士利是出以公心，维护大明基业，原来是在为他的哥哥喊冤叫屈呀。这样假公济私的人，留着何用?跟他的哥哥一样一一抓起来杀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