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名鼎鼎、誉满全球的莎士比亚,居然被指控为并无此人。(木版画像)
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有人提出了疑问,因为莎士比亚是世界著名的剧作家,他有很多作品为后人所传颂,但其生平不为人知之处仍有很多,况且他个人也没留下这类的文字。因而,有关莎翁身世的材料极少,这就使莎士比亚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即使是在莎士比亚的女婿霍尔医生所写的日记中,也难以寻到其岳父是杰出剧作家的一点说明。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当时没有人明确地指出哪些作品是莎士比亚创作的,也没有人对莎士比亚的去世表现出关注之情,因为没有一个人根据当时的习俗为他的去世写过表达缅怀之情的哀诗。因此,就是像拜伦和狄更斯这样的大作家也对莎士比亚曾写过的那些杰作表示怀疑,狄更斯就曾经表示一定要揭开“莎士比亚真伪之谜”。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莎士比亚的生平只限于以下这些: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戏剧家和伟大的诗人,他出生于英国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镇一个普通的商人家庭中。年仅21岁时,他就告别了父母,到外面去寻找生活的门路。他曾做过剧场的杂役,后来又靠个人学习成长为一名演员,并逐渐成了一名剧作家。莎士比亚一生中创作了154首十四行诗和2首长诗、37部戏剧,可以说是著作颇丰。除了他生前自己发表的两首长诗以外,莎氏的其他作品都是别人在他死后搜集整理成书的。
首先明确表示出怀疑的是美国作家德丽雅·佩肯,他指出:“英国著名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才是莎剧的真正作者。”他还列举出了自己的理由。第一,莎士比亚生活于英国伊丽莎白王朝宗教、政治以及整个社会大动**的时代,上流社会认为写剧演戏有伤风化,是一件可耻的事,但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知识分子中,仍有不少学者在悄悄地排戏。可能是迫于社会的压力,为之撰写剧本的人就虚拟出了一个“莎士比亚”的笔名。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培根才华超群,阅历丰富,理所当然是剧作者。其二,莎剧内容博大精深,气势恢宏,涉及天文地理、异域风情、宫闱之事,而演员莎士比亚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从来没上过大学。因此,他不可能写出这样的剧本。其三,将莎剧剧本(尤其是初版作品)和培根的笔记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二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可以看做“莎剧系培根所著”的线索。
而美国的文艺批评家卡尔文·霍夫曼于1955年提出了一个轰动一时的莎士比亚“新候选人”,他认为与莎氏同时代的杰出剧作家克利斯托弗·马洛才是莎剧的真正作者。霍夫曼认为1593年马洛假称自己受到迫害,离开英伦三岛,只身逃到欧洲大陆。他在以后的生活中以威廉·莎士比亚的笔名,不断地将他创作的一些戏剧作品寄回祖国,从而不断地在英国发表并搬上舞台。他的根据是,与演员莎士比亚同样年龄的马洛是一个才华超群、阅历丰富的作家,毕业于剑桥大学,著名戏剧《汤姆兰大帝》就是他的作品。这位剧作家的作品其文体、情节以及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和莎剧极其相像,据此霍夫曼断定这些剧本为马洛一人所创作。
还有学者认为,莎士比亚是伊丽莎白女王借用的名字,这个观点让人十分吃惊。莎士比亚第一本戏剧集是潘勃鲁克伯爵夫人出版的,而她正好又是伊丽莎白女王的亲信、密友和遗嘱执行者。那些学者们认为女王知识渊博,智力超群,对人们的情感具有极高的洞察力,是完全能够写出那样的杰作的。莎士比亚戏剧中不少主角的处境与女王都出奇地相像。女王在1603年去世以后,以莎士比亚为名发表的作品数量大为减少,在质量上也大打折扣,这些很有可能是女王早期的不成熟之作,而在她死后由别人收集出版的。
《莎翁在思考》。(舞台剧照)
然而,要完全推翻莎士比亚的著作权也是极为困难的。到现在,绝大多数人仍坚持莎剧为莎翁创作的说法。
莎士比亚的作品是16世纪至17世纪英国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莎剧情节动人,语言优美,人物个性鲜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由于其作品反映的是当时英国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兴起时的各种社会力量冲突的现实,因而其作品有“时代的灵魂”之称。众所周知,莎剧以其四大悲剧而著名,即《李尔王》、《麦克白》、《奥赛罗》和《哈姆雷特》,这也是奠定莎剧在世界文坛上崇高地位的力作。
正因为如此,莎士比亚不仅仅是一个名字,更成为一个时代的化身,因此许多人不愿去正视莎士比亚真伪的问题;但随着新技术不断运用于历史研究中,相信谜底一定会被揭开。
马可·波罗究竟有没有到过中国?
马可·波罗真的来过中国吗?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疑问。《马可·波罗游记》一出来,就有人怀疑:他真的去过中国吗?1298年,马可·波罗在战争中被俘,这游记本是他在监狱中口述,由同囚一室的浪漫小说作家鲁思梯谦(Rustio)笔录而成。1995年,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国部主任伍德博士,出了一本书,概括前人对《马可·波罗游记》提出的疑问,结合自己的研究,明确表示:马可·波罗并未到过中国。
史书上记载,12世纪时,有一个叫“马可·波罗”的人,和父亲、叔父一起,凭借着不足百人的帆船,从亚得里亚海的一个不知名的小岛出发,走向古老的东方。
为了破解这一疑案,美国人还组织考察队进行“探索亚洲”的考察。
考察队将自己的见闻和《马可·波罗游记》比较,证明许多记载是真实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说,喀什是一个都会,现在归属大汗,这里是从西方进到中国的入口,也是中亚的通衢要道,城市繁荣,商业兴盛。考察队发现,今天的喀什仍拥有这种地理优势,并正在发挥这种优势。市场上摆着精美的丝绸、地毯、服饰、刀和帽子,正如《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尽管城市在现代化,但这里的风情仍有不少和马可·波罗的记述相似。马可·波罗曾着重记述的葡萄和棉花,仍是这里主要的农作物。
《马可·波罗游记》中说叶尔羌这里的居民,因饮水带来的疾病使腿和喉咙肿胀而苦恼。考古学家福克斯在今天的叶尔羌,真的看到了这样的病人,现代医学告诉我们,这是缺碘产生的。就这件事看,《马可·波罗游记》是很真实可信的。
《马可·波罗行记》中的插图。
中国人偏爱玉石。《马可·波罗游记》说从于田向东去要过一条河,在河**可以像沙里淘金似的找到玉石。这河就是从昆仑山流向沙漠的克里雅河,考察队在此作短暂的停留,找了一番没有收获,但和田、于田一带,至今仍是玉石的重要产地。
《马可·波罗游记》中说,中国人烧一种黑色的石头,他还带了一些样品回去,使欧洲人大吃一惊,尽管欧洲地下的煤也很多,但在此以前,他们不知道可以用来作为燃料。后来,这煤的开发利用,成为欧洲工业革命的物质基础。今天,考察队来到马可·波罗最先看到黑石头的地方,得知这些“黑石头”还在更大规模地开采。
然而,经过考察,考察队的专家们发现游记中有些记载明显错误,还有些应该记下的事物没有记。这些都成了否定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依据。
游记中说在喀什一带,丈夫如果外出超过20天,妻子就可以自行改嫁。考察队注意到,这里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妇女言行谨慎,出门还戴面纱,700年前也是这样,根本不存在这种风俗。
游记说,在张掖的一座庙中,有几尊10步长(约合5米)的卧佛。考古学家福克斯到了张掖就去寻访。他在报道中说:这里的大佛寺确有卧佛,但不是几尊,而是只有一尊,长度是游记所说的7倍,即有35米。
从喀什到北京这段路程,游记的记述简略,能够用比较的方法辨别其对错的事物也不多。专家的这次研究和考察队活动,都是针对那些对西方人来说很新奇重要的事物,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却找不到它们的影子,因此成了否定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重要依据。
质量精美的丝绸、地毯和丝制品在和田的市场上特别引人注目,使人不难想象出当年的盛况。和田至今仍盛产丝绸,考察队还去参观了古老的缫丝工艺。马可·波罗作为一个商人,应该注意,但游记中却没有。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木活字这些使西方人惊叹的事物也没有。有的考察队成员生了病,当地医生用针灸、推拿等方法治疗有效,使他们大为叹服,而也由此提出问题:《马可·波罗游记》为何不记载?如果他真的在中国生活多年,能一直不生病吗?忽必
烈大汗接见马克·波罗。(西方绘画)
考察队最后一站是北京,他们看到了长城的伟大,而《马可·波罗游记》居然没有记载。伍德作出“马可·波罗并未到过中国”的结论,也是以此为重要依据,在她的书中,用了整整一章来讨论。伍德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博士,她知道早先的长城是用黄土夯筑的,现在看见的砖面的长城,到明代才建造出来,但她认为土筑的长城在今天从西安去敦煌的火车上还可见到,郑州附近还可看到商代残留的夯土城墙,在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时候,即使长城没有修过,仍会大量保留在那里,很难想象一个远道来此的欧洲人对它不注意。她认为,马可·波罗如果真的如他所记,曾多次来往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境内)与大都(北京)之间,必须经过长城,不应该一字不提。
考察队的考古学家福克斯,根据考察所得和伍德的研究结果,得出结论:《马可·波罗游记》对推动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但马可·波罗极有可能没有到过中国。
但是也有许多专家认为马可·波罗肯定来过中国,他们认为游记没有写长城,不能成为马可·波罗没到过中国的证据。
“”伊丽莎白为何终身未嫁?
英国伊丽莎自女王风姿绰约、貌美如花,更重要的是她将整个英国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她能主宰整个英国,却没能主宰自己的婚姻,没能拥有自己的另一半。
“童贞女王”伊丽莎白。她风姿绰约、貌美如花,主宰着整个英国,可是却没能拥有自己的另一半,这是为什么?
伊丽莎白登基以后,国际社会迟迟未承认她作为英格兰女王的合法身份。
对于法兰西人的险恶用心,伊丽莎白明察秋毫、不动声色,她在暗中打起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这张牌来:在一段时间内,对腓力二世的求婚既不回绝又不应允,使腓力二世对联姻怀有希望,然后借助西班牙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敦促其他国家认可伊丽莎白作为英格兰女王的合法身份。求婚之事因此就拖了几个月。直到伊丽莎白了解到,英格兰特使已在《卡托一堪布累齐和约》上签字,说明国际社会已对她作为英格兰女王的合法身份加以承认,她才明确地告诉西班牙使节,她不可能与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联姻,原因是双方的宗教信仰不一样。
此后,伊丽莎白多次将自己的婚姻用做进行外交的一种工具。众多王公贵胄向伊丽莎白求婚时她都没有答应,她或许根本不打算结婚,然而她严密地隐藏自己的想法,她从不向各国王侯贵胄关上求婚的大门,而是欲言又止,一直让他们对联姻之事怀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