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第十章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第2页）

世之儒者，慨然悲伤。蒐猎先圣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补于煨烬之余。盖其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于习染，其所以讲明修饰，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而圣学之门墙，遂不复可睹。于是乎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若是者，纷纷籍籍，群起角立于天下，又不知其几家。万径千蹊，莫知所适。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戏谑跳踉，聘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而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莫自知其所谓。间有觉其空疏谬妄，支离牵滞，而卓然自奋，欲以见诸行事之实者，极其所抵，亦不过为富强功利，五霸之事业而止。

【译文】

儒者搜寻从前圣王曾经用过的典章制度，在焚书之后的灰烬中拾掇找补，意图是想恢复先王的仁道。然而，距离圣学的时代已经太遥远，霸术的广泛流传对国家已经造成难以磨灭的影响，即便是贤达智慧之人也不免深受霸术的浸染。如此一来，他们希望讲明修饰，以求在现实生活中重新发扬光大，但所做的努力却产生了相反的作用：增加了霸道的势力范围。而圣学的痕迹，却再也难以找到了。于是乎产生了训诂学，为了名誉传播它；产生了记诵学，为了显示博学去谈论它；产生了辞章学，为了华丽去夸大它。

如此沸沸扬扬，竞相在天下争斗角力的人，不知有多少。面对万千条道路，人们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世间的学者，就好似走进了百戏同演的剧场，嬉戏跳跃、竞奇斗巧、献笑争妍之人从四面八方涌现出来，而观看的人则瞻前顾后，应接不暇，结果导致耳聋眼花，神情恍惚，终日在那里胡乱转悠，像丧失了理智的人，高兴得不知道回家的路。

其时，国君也被这些主张弄得神魂颠倒昏乱迷离，他们终生从事于没用的虚文，自己到底在说什么也不知道。有时，也有人觉得这些学问空洞荒谬、零乱呆滞，于是卓然奋起，想要有所作为，然而他所能达到的，也不过是为争取富强功利，停留在所谓霸业的水平上面。

在这一历史阶段，儒家思想表面上成为“正统”，实际上骨子里还是“霸术”，训诂学、记诵学、辞章学等的产生，只是成了世人追名逐利的一种文化工具。整个社会风气并未达到“先王仁道”的境地。这就叫“天理不明而人欲炽，道学不传而异端起”，整个社会未能构建积极向上的核心价值观，人们的思想在争名逐利过程中逐渐迷失自我，导致社会风气愈发恶劣。所以，其后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理学，起于唐代，发于宋代，成熟于明代。明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年），官方修成三部《大全》，朱熹理学登上了思想的统治地位，正式为统治阶级服务。其中朱熹强调的“知行二分”论，如“知行长相须”“知与行工夫，须着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真知必能行”等，是在强调人在做事上要“知先行后”，这就导致了人的“表里不一”。王阳明所处的时代为明代中期，正是朱理学风行天下的时候，当时士风如下：

【原文】

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趋愈下。其间虽尝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

其出而仕也，理钱谷者则欲兼夫兵刑，典礼乐者又欲与于铨轴，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故不能其事则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说则不可以要其誉。

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学小生皆欲通其说，究其术。其称名僭号，未尝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务，而其诚心实意之所在，以为不如是则无以济其私而满其欲也。

【译文】

圣人的学问离我们越来越远，越来越晦暗，而功利的习气则越来越严重。其间，虽然也有人推崇佛老，但是，佛老的观点最终还是不能消除人们的功利之心。虽也有人曾综合群儒的主张，但群儒的主张最终也是不能破除人们的功利之见。结果到了现在，功利之毒已深深地渗透到人们的心底和骨髓，积习成性，到如今已达几千年之久。世人在知识上彼此炫耀，在权势上彼此倾轧，在利益上彼此争夺，在技能上彼此攀比，在声誉上彼此竞取。

那些从政为官之人，主管钱粮的还想兼事军事、刑法；主管礼乐的，还想兼事官员的选拔；身为郡县的长官，还想提升到藩司和臬司；身为御史，又窥视着宰相这一要职。然而事实上应该如此：不能做那样的事，就不能担任兼管那件事的官；不通晓那一方面的知识，就不能谋求那方面的名誉。

记诵的广博，恰好滋长了他的傲慢；知识的增多，恰好让他去为非作歹；见闻的广泛，恰好使他恣意狡辩；辞意的华丽，恰好掩饰了他的虚伪做作。因此，皋、夔、稷、契（儒家理想中的上古圣人）不能兼做的事情，现在连刚入学的小孩子都想通晓他们的主张，穷尽他们的方法。他们树的名义招牌，未尝不是说“我们想共同促进天下的事业”，但他们真正的意图，是以此为幌子来满足其私欲，实现其私心。

这一段已无须解释了，王阳明认为：“天下之大乱，由虚文盛而实行衰也。”没有人去提倡实践哲学，这是天下纷乱的根本原因，导致了社会风气浮夸，人人为名利所累。

王阳明之所以是圣贤，是因为他慧眼如炬，对世事的洞察力非比寻常，一眼便看穿了社会症结所在，并提出了根本的改变方法。

二、陆王心学

心学肇启于孟子，兴于程颢，发扬于陆九渊，由王阳明集其大成。

儒家思想自诞生以降，历经几度沉浮，经过两千余年之演变，及至宋代理学复兴，学说纷繁，门派各异，群儒相互砥砺又互为诘难，同时彼此吸收。传及明代，基本形成了以程颐、朱熹为主的“程朱理学”，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主的“陆王心学”这两大分支。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同属宋明理学，但多有分歧，前者被认为是儒家中的“格心派”（称“主观唯心主义”），后者为“格物派”（称“客观唯心主义”）。

陆九渊开创的思想流派当时不叫心学，到王阳明这里才正式提出了“心学”的概念，内容上则相互联系，是承传发展的关系。

陆九渊，字子静，南宋江南西路抚州府金溪（今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人，因为曾在江西省贵溪县的象山讲学，所以世称象山先生、陆象山。朱熹是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今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人。两地距离不远，二人都是江西人。陆九渊出生时也没啥祥瑞，他爹儿子又多，所以想把他送人。当时，他大哥陆九思正好也生了儿子，于是令妻子哺育九渊，陆九思的儿子则拿给别人喂养。因此，陆九渊长大后事兄嫂如同父母。

陆九渊从小喜欢刨根问底，四岁时突然问父亲：“天地何所穷际？”

天地的边缘在什么地方？

父亲苦笑了一下，答不上来，问题太“高端”了。

陆九渊为这个问题冥思苦想，却因为始终找不到答案，整夜整夜不睡觉，父亲呵斥后才勉强上床。

这一问题在陆九渊心中停留了近十年。一次，他在古书上看到“宇宙”二字的注解时，豁然开朗。

最早注解“宇宙”（《淮南子注》）的是三国时期的高诱，师从卢植，与刘备是同窗。

宇宙：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

上下四方即是空间，古往今来即是时间，空间与时间的交汇便为宇宙。这完全符合现在科学对宇宙的定义，即由空间、时间、物质和能量，所构成的统一体，是一切空间和时间的综合。

陆九渊看到“宇宙”二字时，横亘在心中的疑窦顿时解开，他对着浩瀚的星空说道：“人与天地万物，皆在无穷之中也。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这年陆九渊虚岁十三，就提出了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观点。

陆九渊为这一理论开始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从十三岁一直悟到三十四岁，二十余年时间。后来一出道便名震天下，与“河洛程学”“朱熹闽学”分庭抗礼，对后世的王阳明影响深远。

陆九渊直接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悟出了“心学”（前文提过，心学的概念最终由王阳明正式提出，“圣人之学，心学也”）。陆九渊认为，“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具有心，心皆具是理”，也就是后来的“心即理”（王阳明“龙场悟道”悟出了“心即理”）。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王阳明提出“致良知”）、“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修养功夫上，陆九渊强调“明心见性”“知本”“明本心”（王阳明强调并提出“知行合一”）。

“陆王心学”这一支派之中，陆九渊主张“唯心论”，提倡“心即理”。

在这里需要解释一个概念——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