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第十二章 道问学即所以尊德性（第3页）

这一阶段，“存天理，去人欲”的哲学观点影响深远，“内圣”的世界出现了分裂迹象。直到南宋时期，朱熹主张先“致知”，提出“格物说”，先从进学方面入手，而后再去修身养性。同时代的陆九渊与之恰好相反，他强调应先“庄敬持养”明得天理，然后再去进学。儒学的两大流派发生了严重分歧，也就是著名的“道问学”与“尊德性”问题。

四、“尊德性”与“道问学”

朱熹强调“道问学”，陆九渊强调“尊德性”。

先要声明一点，朱熹提倡“道问学”并非代表“尊德性”就不重要；同理，陆九渊提倡“尊德性”，并非代表他就忽略了“道问学”。在他们看来，两者皆为儒家宗旨，只是“主次、轻重”的秩序和程度关系，仅此而已。

《中庸·第二十七章》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尊德性、道问学”的概念源自《中庸》，释义：尊崇道德又追求学问。

“尊德性而道问学”中的“而”是连词（《说文》曰“而，须也”），由此可见“尊德性”与“道问学”在《中庸》这里是并列关系，并未在“尊德性”和“道问学”之间作孰先孰后的秩序安排，也没有孰重孰轻的“价值定位”。最早注解此处的是郑玄、孔颖达等人，将两个概念做了主次之分、轻重之别。直到朱熹、陆九渊这里，两者的主次轻重更为明显，呈分裂之状态。

为此，朱熹和陆九渊有“鹅湖之辩”。

朱熹提出“格物说”，格物方能致知明道，重视考据实学。陆九渊不以为然，对朱熹所重之“学”讥讽为“外说”而非“本有”。陆九渊又说“依外说以为主，天之所与我者反为客”，指出朱熹之学本末倒置了，是由外向内的发展。所以，陆九渊提出“求涵养磨砺之方”，注重在内心修为上下功夫，是由内向外的发展。陆九渊强调“内定”之功，将“道问学”视为“尊德性”的附庸，则“尊德性”被视为“道问学”的目的。他说：“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

又因朱熹的“道问学”是以道德践履为宗旨，是以陆九渊指责朱熹之学“不致用”，一味学习而不到实践中去运用，空谈性理，于世何义？朱熹反驳他不苦读经典，只是一种投机取巧行为，“无道问学底许多工夫，恐只是占便宜”。朱熹批评陆九渊是“自了之学”，这种学问的结果是“出门动步便有碍，做一事不得”，无论做什么都一事无成。所以，朱熹说陆九渊的“尊德性”也不过是“纸上功夫”而已。

辩论过程中，朱熹说了一句话，特别值得注意。

某向来自说得尊德性一边轻了，今觉见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个坯子，有这坯子，学问之功方有措处。

朱熹将“尊德性”喻为“坯子”——陶瓷之类的半成品，通过“道问学”获得的只是“方有措处”，是往“尊德性”这坯子上勾勒绘画。由此可见，朱熹知道“尊德性”的重要性，但并不代表他赞同陆九渊的学说。

争论焦点最后落在两人相互指责对方治学“不致用”上。

纵然双方在修身践履的路径上存在明显歧异，但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那便是——经世致用。他们在方法论上有所区别，但在目的论上完全相同。

《中庸》提出“尊德性而道问学”以降两千年，已有无数人在进行注解，无论是朱熹偏重“道问学”也好，陆九渊偏重“尊德性”也罢，终不能调和。对于这种现象到了王阳明这里，发生了改变。

王阳明提出：道问学即所以尊德性。

“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分裂，被各家所争的关键原因在于，《中庸》里两者是并列关系。王阳明将其统一，形成整体关系。

《传习录·黄以方录》：

先生曰：“‘道问学’即所以‘尊德性’也。晦翁言‘子静（陆九渊）以尊德性诲人，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问学’作两件。且如今讲习讨论，下许多工夫，无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己。岂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问学？问学只是空空去问学，更与德性无关涉？如此，则不知今之所以讲习讨论者，更学何事？”

学生黄以方就《中庸》“尊德性”请教王阳明。

王阳明解释说，“道问学”就是“尊德性”。朱熹认为陆九渊以“尊德性”教人，那我就得以“道问学”教人多一些。由此可见，朱熹将两者区别开来，视为两件事。现在我们讲习讨论，下了不少功夫，只不过是要存养此心，使它不丧失德性罢了。“尊德性”岂能是空洞地去“尊”，不去做学问吗？反过来说，“道问学”岂能是空洞地去做学问，与“尊德性”无关吗？若真如此，我们今日的讲习讨论，就不知道究竟学的是什么了？

五、赶出北京

王舆庵认为陆九渊学说是最好的，徐成之则认为朱熹的学说是最好的，两人为此掐了起来。掐来掐去，谁也没能令对方服膺。于是，徐成之把这个麻烦的哲学问题抛到当世最大学问家王阳明这里，请他给个公断。

哲学上重大而棘手的问题又推到王阳明面前，摆明了要给个盖棺定论，分出好坏。

王阳明双眉紧锁，这可不是简单的哲学问题，其中隐含政治风险——朝野那些理学分子紧盯着他。王阳明已经吃过一次亏了，他不想再吃第二次。

王阳明给两位学生写了封“和稀泥”的信，说朱陆之辩，天下久矣，各有所长，没必要非得争个高下。每种学说不论好坏，修养全在个人格物功夫上，与学说无关。

徐成之不满意王阳明的回答——你明明是陆九渊的心学一脉，为什么不敢直言？不是王阳明不敢说，思想这东西很复杂，用黄宗羲的话评价就是：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徐成之明显是要王阳明表个态，这也是天下所有读书人关心的问题。

王阳明，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虽然王阳明的思想源自陆九渊，但他又没有公开反对朱理学。那么问题来了，八卦之心人皆有之，天下所有读书人都想知道当世学问名家王阳明对朱理学，也就是官学的态度？事件进一步升级，性质变了，不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说出自己的想法来要付出代价。心学，这个概念正式提出来没多长时间，而朱理学作为大明官学已经有一百多年了。思想上的事儿，没有小事。备受瞩目的王阳明体会到了成名的痛苦，他必须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必须要为自己的学说挺身而出。

王阳明给许成之回信道：

学也者，求以尽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问学，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于心而惟外信于人以为学，乌在其为学也已！仆尝以为晦庵（朱熹）之与象山（陆九渊），虽其所为学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为圣人之徒。今晦庵之学，天下之人童而习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于论辩者。而独惟象山之学，则以其尝兴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篱之。使若由、赐之殊科焉，则可矣，而遂摈放废斥，若碔砆之与美玉，则岂不过甚矣乎？

王阳明在给徐成之的信中明确了他的态度：陆九渊与朱熹的学说不同，两人可称之为圣贤。今朱熹之学，深入人心，习之久矣，不允许有人质疑。假如有让世人自由选择的机会，为何要厚朱薄陆？王阳明的态度道出了一部分人的心声。在天下瞩目的“朱陆之辩”的权威定论中，王阳明力挺陆九渊。

此论一出，朝野哗然，王阳明捅马蜂窝了。

这里是帝都，是北京城，是天子脚下，是朱理学思想统治的地盘。朝廷鉴于“朱陆之辩”的论断，很快对王阳明、湛若水、黄绾三位“邪恶轴心”成员做出了“处罚”：湛若水出使越南；黄绾留京，以观后效；擢升王阳明为正四品南直隶太仆寺少卿，即刻上任，不得延误！

说是“擢升”，其实就是为了把他赶出北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