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第八章 我奋斗我成功（第3页）

“对不起，这是……”想不到检票员又追了上来说。

“这是天蟾舞台的票子，这次不会错的。”朱洗声明道。

“你看，这还是去年的呢!”

“这怎么可能呢?我前两天才托人买的!”

可是检票员给朱洗一看日期，朱洗不禁呆住了，嘴里一边还是说“这不可能”，一边不由得伸手在身上每个口袋里**，终于在背心口袋里找到了当天的戏票，总算顺利地入了场。待坐定了以后，好久他才忽然想起，一年前在一次实验取得可喜的进展后，他曾买过戏票，打算请所里同事看，可是工作一忙就忘记了，以致弄出这一场小小的风波，不禁自己也失笑了。

朱洗就是这样不停地忘我地工作着，随着实验技术上有了改进，难关得以突破。把白金丝改成玻璃针后，他们又刺了成千上万的卵，终于得到了几只小蝌蚪。可惜，全是单倍体，未变态就陆续死亡了。

在组织的关心和支持下，随后几年内朱洗的研究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对卵球成熟程度和发育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改进针刺技术，掌握卵球成熟时间，以及摸索出一套饲养方法的基础上，终于铺平了成功之路。

1958年深秋，大自然中，癞蛤蟆一只只钻进了泥土（或潜藏在池底），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冬眠。朱洗和他的助手把癞蛤蟆关进了冷藏库里过冬。待到第二年惊蛰，他们从冷藏库中取出了酣睡初醒的癞蛤蟆，取出卵巢，用细针小心地把卵巢分成许多小块，然后把它们挂在盛有激素和生理盐水的玻璃瓶里。他们将温度严格控制在16～18℃。大家日夜轮流守望，实验室的时钟“嘀嗒嘀嗒”走着，卵巢显然开始活跃起来了。看!开始了一收一缩，排出了一粒粒晶莹闪亮的生命之种子——卵子。朱洗和他的助手立刻小心翼翼地把这些成熟卵子吸在玻璃片上，接着灵巧地用吸水纸吸去水分，并轻轻地涂上癞蛤蟆的鲜血，然后握起只有头发丝十分之一那么细的玻璃针，在解剖显微镜下去刺卵子，使涂在外面的血细胞随着玻璃丝的针尖引入卵里。这是多么精细而又需要耐心的工作啊!他们白天刺，夜里刺，不停地刺呀刺呀……

实验记录簿上，记载着朱洗他们一共刺了40140只卵子……

接着把它们放进恒温箱里，使它们发育。果然经过了七个昼夜，朱洗和他的全体合作者的心血，终于变成了现实。黑色的小蝌蚪在玻璃缸里活泼地游来游去了。一个月之后，它们脱去尾巴。但它们在变态时，却不幸大半相继夭折，最后只得到二十五只变态的没有父亲的小癞蛤蟆。其中只有两只长到成体，却不幸又死了一只。这真是比沙里淘金还要难啊!

就是这一只癞蛤蟆，1960年12月体重达到40．6克。经过冬眠，1961年3月出蛰，同在自然界中长大的一只雄癞蛤蟆抱对数日，经注射激素后，顺利产出三千多枚卵球，受精，发育良好，得到了许许多多没有外祖父的后代……

朱洗四十年心血的结晶，人工单性生殖的癞蛤蟆能够传宗接代的奇迹，终于展现在人们眼前了!

生了一些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究竟有什么重大意义呢?这话又要回到开头了，因为人工单性生殖的个体是否具有生殖能力是当时几十年间世界生物学界有争议的难题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技术为后来的克隆技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人生经营智慧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成功是天上掉下来的，在他们成功之前，他们都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与辛勤的劳动。

5．成功需要献身精神

俄国寓言大师克雷洛夫有这样一则寓言：

乡下人赶着他的一大群鹅，上城去出售。

鹅在路上碰到了一个过路人，鹅就向他这样责备它们的主人道：

“真倒霉，天下的鹅有我们这样遭殃的吗?连走路也不让我们安安逸逸地走，他一路上催着逼着，把我们当作普普通通的鹅一样。我们可以证明，我们出身高贵的鹅族，拯救罗马城的就是我们的祖先，可不吗，罗马还隆重地纪念着它们的名字哩。”

“可是你们呢?”过路人问道：“你们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呢?”

“当然了，我们的祖先——”

“是啊，是啊，我在书上读到过，我统统知道，可是你们得告诉我，你们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呢?”

“可不吗，我们的祖先，在罗马——”

“可是你们自己对什么人有过类似的贡献呢?”

“我们没有干过什么事儿。”

“那么你们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别提你们的祖先了!光荣是归于它们的，你们只有被人蘸着苹果酱吃掉的份儿!”

这群有着“优越感”的罗马鹅，应该算是“世子”了。在我们人类的生活中，可能就在我们身边，也有类似的“罗马鹅”。他们的一些优越感来得莫名其妙，正是这些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毁弃了多少人类，使一些妄图借光发光的人和事，陷入了人生价值和智慧才能双重沦丧的悲哀之中。

我们不能躺在祖先的功劳簿上，同样，我们也不能躺在自己过去的功劳簿上。

我们不妨看看伟大的玛丽·居里晚年的生活和工作。

1921年，成功之后的居里夫人应美国之邀，来到了美国。这次美国之行是玛丽·居里一生中的转折。当时她已扬名天下，这一点她是清楚的。她也知道，她不仅代表居里，而且代表法国，或者比法国还要大，她是科学用于和平的象征。

这位腼腆而含蓄，谦虚而不爱交际的女人将是个伟大的旅行家，她将作学术报告，将接受世界各国给她的荣誉。从比利时到巴西，从捷克斯洛伐克到西班牙，她成了国王、国家元首和部长们宴会上的贵客。

1922年给玛丽·居里赢得了两个头衔：医学科学院选她为院士，设在日内瓦的国联任命玛丽·居里为“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的委员。

但是，玛丽·居里不甘心只当一个“科学的使者”。她喜欢和她的助手们一起在实验室里工作，在外出做学术报告的间隙里，她就到实验室里来讲课或工作。这个外表上生气勃勃的生命事实上已被疾病吞噬着。

虽然身边有女儿在精心照料，但是她曾一度心灰意懒过。她知道，这四年来，非但肾脏和肺部不好，她的眼睛也不行了，但是她没有告诉过任何人。1924年，她把自己的忧虑告诉了孩子。她的视力越来越不行了。她很晚才同意戴眼镜，但已无济于事。她希望动手术。忧心忡忡的女儿守在她的身边，几周以来，她始终害怕她母亲的视力将永远不能恢复。

一个奇迹出现了，玛丽能见到亮光了。重见光明时，她首先去看她的实验室。

居里夫人似乎再也没有物质生活的忧虑了。相反，她得到了某些快乐。

当她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她不是曾经立誓要为她的祖国——波兰的事业服务吗?现在波兰已在逐渐恢复元气。她要在华沙建立一个镭研究学院和一个研究中心，这就是她要对伟大的新生的祖国做出的贡献。

在姐姐的积极帮助下，一个轰轰烈烈的筹建这个学院的运动在整个波兰开展了。居民们被动员拿出一块砖的钱来为国家分担建筑费用。

1925年，在华沙，玛丽放下了第一块基石。四年后，为了一克镭，她又去美国。这一克镭是给波兰的，她希望美国像几年前为巴黎一样，也为华沙做出一点贡献。1932年，她的伟大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在她最后一次旅行波兰时，她主持了华沙镭研究学院的落成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