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第十章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第4页）

四、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是成圣成贤的重要方法论，为阳明心学的核心内容。

知，《玉篇》说，“知，识也”，古时同“智”，可以理解为认知、知识、良知、智慧。

行，《说文》说，“行，人之步趋也”，可以理解为行为、行动、运行、品行。

“知”与“行”这一哲学命题，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浅层意思），历来为各家所重。“知行论”最早见于《尚书·说命》，“知之匪艰，行之惟艰”，简单地说就是，知道一件事很容易，但想要做到很难。其后，孔子作《春秋》称，“吾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同样议论了“知行”云云。

宋之前的学者对“知行”的讨论，主要在于“知行”谁在前谁在后，谁为难谁为易。有宋以降，儒释道三家合流，“知行论”有了进一步发展。

佛家天台宗知礼大师的“知行论”：

智为行本，则行借智生。

行能成智，则智借行成。

其后，“浙东学派”代表人物吕祖谦说：

致知力行不是两截，力行亦所以致其知，磨镜所以镜明。

朱熹的“知行论”说：

知行长相须，知与行工夫，须着并到。

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真知必能行。

在这里能够看到“知行论”的细微变化。朱熹认为“知行”是两个东西，承传了以往学者的学说，到了他这里只是不分前后了，知与行是并列关系。为此朱熹还进一步阐述了“知行”并列的相互促进关系，实际上并未脱离“知先行后”“知易行难”的训诂窠臼。知礼大师、吕祖谦两人使用了佛家禅宗的理论阐述“知行”关系，在他们看来知与行不是并列，而是浑然一体，两个不可分割。

由于当时朱熹学说的影响力较大，明代理学起初一直沿用朱熹的知行论。这种论调为当时士人不作为找到了良好借口。理学最大的弊病是空谈性理，做训诂条理功夫，完全不解古之学者精神所在，士人争道统、立门户，全然不知躬行践履为何物。

基于此种历史背景条件下，王阳明以“心即理”为逻辑基础，提出了“知行合一”，他认为“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从根本上改变士人的心态，强调“学以致用”“事上磨练”，形成了一系列理论体系的力行哲学，这也是阳明心学区别于其他理学学派的根本所在。

《传习录·徐爱录》节选：

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

“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

“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甚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甚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之教，士人骚然，这是完全颠覆了古之学者的知行论。徐爱对此请教，王阳明举出例子进行解答，如“知饥乃食”“知渴乃饮”“知衣乃服”，用实例去论证“知行合一”。为此，王阳明进一步阐述了“知行合一”。

《传习录·徐爱录》节选：

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

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

《传习录·答顾东桥书》节选：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先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

此前，以朱熹为代表的学者主张“知行二分”，王阳明提“知行合一”是“对病的药”，将知行二分论的弊端彻底抹除，将其合而为一。正是这四个字，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儒家圣学在走下了“空谈性理”的神坛，去“躬行践履”。

王阳明与朱熹知行论异同表

朱熹王阳明

学术观点心理二分心即理

哲学核心和出发点外部

天理存于外内部

天理即本心